曹豹文
编者按：我国宋代著名的理学家、闽学鼻祖杨时是将乐人，其故里在将乐县北龙池团（现称龙池社区）。曹豹文1998年发表的《杨时故里真伪辨》列举了大量的史料、村地名、墓葬等物证和宋代名人的述说、杨时本人的说法等人证及其他史料，翔实地论证了杨时是将乐人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涌现了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他们的辉煌超越时空，在历史上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讲，名人属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小小故里问题，似无关宏旨。
但是名人又并非来无踪去无影的神仙，毕竟也是父母生、五谷养的凡人。他们的思想、业绩生发涵载于各自所走过的整个人生历程中。按文史工作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要求，人生历程是不许后人随便篡改、虚构的。作为人生历程始发站的故里当然也不许造假。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卒谥文靖。宋代著名理学家，"二程"学说的南传者，被誉为"闽儒鼻祖"，朱熹为其三传学生。宋高宗追封"吴国公"，明朱孝宗皇帝封之为"将乐伯"，清康熙帝赐书"程氏正宗"。杨时是三明市范围内数得上的重要历史名人之一，名气非常之大。泡制假杨时故里的活动从600多年前的明代早中期就开始了，但成效并不显著。令人遗憾的是在科学昌明、文化进步的本世纪80年代，宣传冒牌杨时故里的活动又喧闹起来，至今还没有收敛的迹象。这种文史假货虽然不具假药假酒一般的危害，却于当今倡导的求是之学风是一种污染，有必要加以澄清。
A．杨时故里的第一种说法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定论：杨时世居将乐县北龟山下的龙池团（元、明、清为龙池都）。为了照应全文，有必要简单介绍将乐杨时故里的一些情况。
将乐于三国东吴孙休永安三年（260）建县，是福建省最早建县的七个古县之一。闽国王审之和南唐年间升为州，称西镛州，宋代复为将乐县，属南剑州（今南平市），1971年后属三明市。县城位于县域中部稍偏东，金溪中游北岸。
封山是将乐城北的第一座大山。"其山高大，群峰环拱，为一邑之镇山，南有玉隆万寿宫，昔杨道真君炼丹于此，山麓有小洞名真君洞，宋杨时有记。上二山（另一西台山）在龙池都"（１）。龟山是封山南延支脉，"实封山之支峰，其状如龟，宋杨时世居山下，因以为号。今有书院在焉" （２）。龙池溪源出泰宁张源岭下，自西向东，从龟山脚下绕城北而过，实际上成了一段护城河，在和平村注入金溪。溪上有"龙池"。"唐大历中廖藏真人祖廖太岁尝以二水交流，渊深莫测，指有龙居其中，名之曰龙池" （３），龙池团的名因此而来。龙池溪上有龟山桥，"宋咸淳中县令黄去疾建……" （４）。桥北有龟山书院，"在县治北封山之麓" （５），南宋礼部尚书冯梦得奏请建，宋度宗皇帝赐额"龟山书院"。离龙池团不远的积善陂上自然村盛产优质砚石，制成的砚台叫"龙池砚"。
龟山故里距城关仅1公里。如今公路从将乐城关出北门过龟山桥往北通泰宁、建宁。龙池村在公路左侧，今建制为古镛镇下属的居委会，与之西边相邻的是新建的龟山新村。城北郊区公路两旁是新兴的工业区和商业区，以"龙池"、"龟山"命名的商店、产品比比皆是。
杨氏家族由杨时的五世杨荣（子江）开始入闽，定居将乐县北，"高祖子江，为西镛州司户，家于州，因占籍焉" （６），至杨时的五代直系为：杨荣（子江）→杨胜达→杨明→杨埴→杨时。
B．杨时故里的另一说法是在今明溪县瀚仙镇龙湖村。恕我直言，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货。为了叙述方便，我把"杨时故里龙湖说"称为"伪说"。为了照应全文，也得简介龙湖周围的一些情况。
龙湖在宋代为将乐县管辖之地，明成化六年（1470年）随兴善里、中和里划给新建的归化县。归化县1933年改为明溪县。
龙湖村位于明溪至将乐公路右侧，距明溪城关10公里，距将乐城关60公里。龙湖村附近亦有龟山，有凤凰岩，伪说者称杨时幼年曾在凤凰岩读书。
伪说者认为：杨氏家族某人经神灵指点，从将乐开始南迁，始迁蛟湖（今将乐县南口乡蛟湖村，距将乐城关10公里），次迁池湖（今将乐县白莲镇，距将乐城关30公里），终迁龙湖，称为"南迁三湖"。南迁后，杨时在龙湖出生。伪说者还说龙湖曾经也叫"龙池团"。
伪说者还认为：因为宋代龙湖属于将乐，所以象《宋史本传》、《辞海》、《中国名人大辞典》这些书上也说杨时是将乐人，但是具体的出生地点没有讲清楚。应该说龙湖是杨时故里，杨时只是宋代的将乐人，等等（７）。
坚持伪说的主要人物是明溪县的林华东先生，他的伪说之论主要载于《为"杨时故里"明溪龙湖正言立论》（以下简称《立论》）一文，以及其所参加编纂的新《明溪县志》。
因此，本文要辨析的就是：杨时出生在宋代将乐县北龟山下的龙池团还是将乐南面60公里的龙湖村。简明地讲就是杨时故里在今将乐县北龙池还是明溪县龙湖村。
二、对将乐县北杨时故里的论证
观点之一：在现代音像、电脑等先进科技还没有诞生之前，历史主要依靠文字、文物、遗址、口碑等形式被记载传承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字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有真伪之分、优劣之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前人留下的文字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去伪存真的鉴别、辨析。略举一例，大跃进的1958年报纸上登载过亩产10几万斤水稻的报道。现在的人们比那时更理智、更科学了，通过分析有了新的看法，不会再相信1958年的那个数字了。这就是鉴别、辨析。我们没有见过远在几千年前的屈原，没有见过南宋的岳飞，但中国人都知道他们是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那是一代一代的老师、典籍、教科书传下来的，经过了历史的检验不会错的，这就是传承。有传承，又有鉴别、辨析，传下真的，剔掉假的，我们的几千年文化遗产才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几千年的历史大势才脉络清晰，源流分明。
观点之二：杨时是900多年前的古人。我们已无法找到他的类似今天的出生证、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履历表、花名册这样的硬件，杨时的住宅也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坟墓还在。但是杨时毕竟不是平头百姓，是有文化的大人物。他一生留下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其中有许多是对将乐城关附近景物的题记。他死后有同代人、后代人对他的评论文章，有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封赐。在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中，不难找到与杨时故里的内在而必然的联系。杨时出生的年代、地址没有遇到战乱、天灾，社会比较稳定，不存在造成故里混乱不清、无法查核资料这些非正常因素。杨时的故里是可知的！
（一）杨时故里在将乐县北龟山下的龙池团--宋代的证据
论科学技术当然后人比前人精明，后人总是在不断地纠正前人的谬误。而某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是个科学技术含量很低很低的问题，古人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杨时故里在何处，谁说了算？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杨时本人，与杨时同时代的亲朋好友。这就是事情的源头。几百年以后的人讨论杨时故里就要拿证据，拿从源头传承下来的资料出来讲话。凭空杜撰、合理想象不是研究历史应取的严谨态度。从法律上讲，宋代的证据是直接证据，而杨时本人留下的信息更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证据，是研究杨时故里的水之源、木之本。而宋代以后形成的资料只能是一种"说法"，即使是正确的说法也只是历史传承的载体，有其参考研究价值，而不是当时当事的直接证据。
我要举出的宋代证据（1-6）现一一分析如下：
1.杨时作品《杨道真君洞记》。
此文是杨时于壬申（1092）四月，40岁时探访杨道真君洞后所写。文一开头就点明了该洞的位置，"县城之北隅，封山之麓，有洞焉。闻之长老言，以为杨道真君之所居也" （８）。县城当然是将乐县城，那时候的明溪不存在县，也没有城。县城之北、负城之北、县北这些相近的方位词多次出现在杨时的记叙文以及吕本中的《杨时行状》中，其所指是一样的，与明溪、归化、龙湖丝毫不沾，下文不再详作说明。杨时接着写了探洞的时间和简要过程，"元祐五年（1090）岁大旱，乡人诣真君，祷雨辄应。予窃异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1092），因与二三昆第蹑履担簦，翛然前往，行近五里余，而颓崖断堑，荒翳险绝，初若不可投步……"根据杨时年谱可知：元祐五年是杨时父亲杨埴去世，杨时回家守孝的第一年，丧事劳顿，无暇探洞，情理之中。第二年，杨时作《先君行状》，写其父"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三。"请注意！这个"家"是杨埴的家，也是杨时的家，杨时探洞作记，对这个"家"的所在地作了最好的注脚。壬申年是杨时在家守孝的第三年，杨时和他的二三个堂兄弟挑着担子去探洞。从什么地方出发呢？如果杨明南迁了，杨埴怎么还会老死在将乐呢？当然是从家里出发！行五里，便到了封山脚下的杨道真君洞。从现在的地图上测算，封山主峰至将乐城关的直线距离为5.5公里。封山往南延伸的龟山支脉到龙池溪北岸、将乐城外止。杨时的家在县北门外、龙池溪北岸、封山之南是非常清楚的了，这个地方当时的行政单位就叫龙池团。
杨时此文还可以引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据，这就是杨时之父杨埴是在将乐县北的家里去世，杨埴这一代就肯定没有"南迁三湖"。杨埴是杨明的儿子，杨埴没有南迁，杨明怎么可能丢下儿子自己南迁呢？而且杨时还有二三个堂兄弟也还在将乐。因此，杨时的上代直系根本就不存在"南迁三湖"。杨时怎么可能出生到龙湖去呢？
2.杨时作品《含云寺真祠遗像记》。
这是杨时当官回家休假时，应含云寺最有名望的主持人肖庆真大师的徒弟惟觉的要求，为真师遗像撰写的记文。
含云寺，将乐著名古刹。始建于前唐，元丙午毁于兵燹。明洪武十二年（1379）在原地重建得规模宏大，庄严巍峨。该寺在本世纪40年代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建国初期还留有一片废墟，后在其上建了现在的将乐县人民武装部，位于今县政府左侧。请注意，杨时在记文中自己提到了故丘，"政和乙未，予适自毗陵归故丘，其徒惟沈诣予，求文为记。"他接着还写："予与真师游非一日矣，是时，予尚幼，方肆业为科举之文，挟策读书……"这是杨时幼年在将乐含云寺读书的铁证！古代男孩10岁以下统称"幼年"。"予尚幼"，杨时在含云寺读书的时间8岁以前就开始了，杨时年谱载："五年庚子，先生八岁，善属文，人称神童。"伪说者说杨时4岁入村学，11岁常在龙湖凤凰岩读书，12岁离开龙湖出生地到县城，居住祖籍乡外出读书（９），与杨时自己的说法能对上号吗？伪说"读书"纯属虚构！既没有当事人的实据，也没有老师同学为证。含云寺到龙池村仅1公里，又是城郊大道，符合幼年读书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杨时自己提到的故丘，很自然地与幼年读书的地方联系起来，他在故丘，为自己幼年所尊敬的真师，为幼年上学的学堂写文作记，这本身就是尊师爱乡真实感情的表达。这个"故丘"和下文的"故丘"是一样的，交代得清清楚楚，在县北！《含》文和其他证据相佐，杨时故丘所在之处更清楚了。
3.杨时作品《资圣院记》。
如果说《含》文提到幼年读书的含云寺，提供了与杨时故里有关的一个证据，那末，同是政和乙未那次回故丘时写的《资圣院记》就有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充分证明杨时故里之所在！
"负城之北有寺曰桥庵者，伪唐保大初僧师诘避地结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资圣'名之，……崇宁四年，始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言，复其故址，既成，不远千里以书求文为记。
"政和乙未，予还自毗陵，居数日，过其门，而寝庑殿字皆完洁，无一不可喜者……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归，而昔之蘖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寻于其上，而折泄者不可胜计，闾苍亦萧然非昔日也，为之怆然不能自释者累日。独是寺焕然一新，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谁宜？故于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置先人之遗像，以为岁时展省之地，而璘师不予御也。异时松楸折泄之患，庶几其免乎？"
都是"政和乙未"（1115年），"予还自毗陵"和上文"予适自毗陵归故丘"一样，写的就是"故丘"上的事。松楸是什么意思呢？松楸是种植于祖坟周围的树木，古文中常以"松楸"一词代指祖坟，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原文译为"我离开祖坟十有四年始一归"，又查"楸"字，《说文》、《尔雅》、《本草纲目》等古籍上均认为同"梓"，"桑楸"也有人写"桑梓"，因此，"松楸"与祖坟具有代指家乡的意思，和杨时另一文《杨氏家谱序》中说"挂冠回梓"之说完全一致，下文详叙。
杨时受永璘僧之请求，为在家乡将乐城北新建成的"资圣院"题记，回家住了几日便去拜访寺院，看到寺院焕然一新，非常高兴，发出了事在人为的感叹。联想到自己外出做官整整十四年了，自己祖坟前的树木本应长成一合之树了，因无人管理，受到牛羊刀斧践踏，折损不少，闾巷也非常萧条，连日来都感到怆然。于是便产生了把祖坟寄托给人管理的念头。这个人除永璘僧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后来，杨时就在寺院厅堂西侧设一偏室，置祖宗像于其中，作为岁时祭拜的地方，永璘师傅并不拒绝。过去祖坟前树木被损坏的忧患也可以解除了。
由《资》文可知：杨时的家和祖坟都在城北的资圣院附近。如果是在南面60公里隔着铜岭、铁岭两座大山的龙湖，叫永璘僧怎么个管理法？"岁时展省"祖宗像又怎么个展省法？
"其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营菟裘，而无易于吾之故丘者，岂特昔人乐居之哉？行当庇身先人之庐而归老焉。幅巾杖屦，徜徉龟山之阴，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此，枕石漱流，窃自比于舞雩之下，将有日矣！"
查政和乙未是杨时63岁之年。《资》文末，杨时生发了即将告老还乡、隐居故土的感慨。他说得清清楚楚：隐居退休的地方非"吾之故丘"不取，这决不仅因为昔人（与下句"先人"同解，亦可指"上代"、"祖先"）乐居在这里（还有自己的恋乡之情）。他想到将要庇身在"先人之庐"养老的悠闲生活，戴着头巾，执着拐杖，穿着便屦，在龟山脚下散步……后来杨时确实是在龟山下隐居，度过晚年，直至83岁去世，这没有争议。可以说故丘是晚年归休的地方，归休的地方也就是故丘！
伪说者在许多文章中对"隐居"、"归休"很感兴趣。言下之意杨时只是晚年"归休"在县北，不是出生在县北（１０）。杨时自已的感慨非常清楚，"隐居"、"归休"是相对于外出做官"周流四方"而言，而不是相对于另外有一个什么60公里远的龙湖故里而言。我再说一遍，杨时强调"欲营菟裘，而无易于吾之故丘者"！杨时为什么不去龙湖"隐居"、"归休"呢？杨时说的"吾之故丘"在什么地方，够清楚了吧！
林华东先生似乎非常考究文字，他指出：故里是出生地，与故宅不能划等号，并批评个别作者"以某世居某地"、"某宅"、"某故居"来"迷惑读者"（１１）。那末，杨时在《含》、《资》两文中提到的"故丘"算不算"故里"呢？为了避免"迷惑读者"之嫌，我们请书老师说话吧！《辞源》上有[丘里]条目，作如此解释："[丘里]，乡里。庄子则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释文：李（颐）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辞海》上有"丘"字条目，其中的注释是："众人聚居之处"。《广雅释诂二》："丘，居也"……既然丘里同义，又等同于乡里，我可以大胆地对读者说：杨时说的"故丘"可以解释为"故乡"、"故里"，按《辞海》也可以解释为"故居"、"众人聚居在一起的故居"等等。对杨时这个特定的人物，以及他的原文的含义，故丘、故里、故乡、故居都在一个地方，一码事！
其实，名词外壳并不重要，空洞的"故里"、"故丘"之谈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是"故丘"上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
对杨时的前面三篇文章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在杨时眷念的县北"故丘"上，有祖宗的坟墓，有供奉祖宗像的资圣院，有"先人之庐"--祖宗的房子，有《资》文未提及，在杨时死后由胡安国提到的先世留下的田园、产业，"故山之田园，皆先世所遗，守其世业，亦无所营增豆区之入也。"（１２）有他的父母亲，并于元丰八年至元祐二年、元祐五年至七年两次回家为去世的父母守孝三年（１３），有他一起去探杨道真君洞的二三个堂兄弟，有八岁以前读书的含云寺，还有他在将乐城关最要好的同学蔡安礼（下文详述）。可见，杨时就是在这个"故丘"上，在他祖宗的基地上，在他父母的呵护下，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成长的，除了外出读书、做官，杨时一直在这里生活，直至归休。这个"故丘"算不算"故里"，无需"迷惑"，读者会明白的。
4.杨时的其他诗文。
杨时本人的许多诗文中提到的人和事，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证明杨时故里之所在。这里，只略举几篇：
--《杨希旦文集序》："先生讳某，字希旦，延平将乐人也……先生既没，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遗文数百篇，嘱予为序。……然幼尝侍先生闲燕……"
--《蔡奉议墓志铭》："……吾与安礼有平生之旧，朋友之思，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学以至成人十余年间，出处语无一不同者……熙宁九年同进士出身……君姓蔡，讳元方，安礼其字也，南剑州将乐人。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卞山之麓（城西五马山第五峰）。"
--《席上别蔡安礼》："予方赴调，安礼赴博罗任。
"故里相看眼暂明，一樽聊此话平生。
杜陵早被微官博，元亮今为世网樱。"
杨希旦是文人、长者，曾在含云寺指导杨、蔡读书。蔡安礼是杨时从小到大的最好朋友，熙宁九年同中进士。杨希旦、蔡安礼都是将乐城关人。《闽书》卷110《英旧志·缙绅》，把杨时、蔡安礼列入将乐县条目。杨时和蔡"故里相看"，那杨时的故里不是很明白了吗？诗中的"故里"和前三文的"故丘"联系起来完全是一回事，一个地方。要说有什么区别，"故里"大一些，包括了县城，"故丘"小一些，指县北龟山下的居家，仅些而已。
此外，杨时诗文中提及将乐城关附近景物、人物的还有《白云庵记》（原址在邓坊伐木场孔山附近，今移至水南大理石厂后山）、《虎头岩记》（原址为今县水泥厂石料场，经历年开采已荡平）、《乐全亭记》（原址无考）、《求仁斋记》（原址无考）。诗有《游玉华洞》、《含云晚归寄真师》、《与将乐县令会饮揖仙亭》、《含云寺书事六绝句》、《次韵安礼见寄》。还有一些为朋友、亲戚提写的墓志铭、记等。杨时的爱乡之情、亲朋之情，从中可见一斑。
有比较才有鉴别。伪说者大力鼓吹的所谓"龙湖故里"情况如何呢？在杨时留下的所有文字中竟然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龙湖及其附近景物、人事，也找不到他在龙湖活动的点滴记载。仿佛他一生下来就离开龙湖了。不是说杨时在凤凰岩读过书吗？不是说附近的龟山又如何美吗？杨时就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确实使人费解。历史文化名人由于其文化品位高，总是具有浓烈的爱国爱乡情怀。杨时这样的高官、文人理应不例外才对。可他对生他养他的所谓"龙湖故里"为什么如此绝情？而对将乐县北居家的"故丘"、"故里"特有所钟，每每寄情于笔下？故里的真伪之分，读者从这一角度又可以看出个大概吧！
5.杨时的《杨氏家谱叙》。
杨时早就有修家谱的念头，因为从五世祖杨荣入闽到杨时都没有修过家谱。后来一直到萧山之任结束后才得空回家，修成《弘农杨氏族谱》，这是他晚年办的一件大事。他在《杨氏家谱叙》中写道："……历浏阳、余杭、萧山诸县，案牍劳神，徒抱莫逮之忧。今幸挂冠回梓，爰竭力搜求，细心考核世系，辨昭穆"。杨时从萧山回家修谱时已过花甲之年，这次他把他的县北居家之地明确地称之为"梓"，连同前面例举的诗文，杨时对他的居家之处已经用了"故丘"、"松楸"、"故里"、"（桑）梓"四个同义词了。不知道林华东先生对杨时的（不是现代"个别作者"的）这四个用词用什么独到的见解？这四个词又怎么和龙湖挂上钩？
6．吕本中的《故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大夫杨龟山先生行状》。
《行状》写道："先生讳时，字中立，姓杨氏，世居南剑将乐县北之龟山。" （１４）
先说"世居"。这对林华东来说又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所谓"世居"就是世代居住某地，至少三代以上吧！朱熹的父亲朱松从江西婺源搬到尤溪定居，生下朱熹，后人就没有说朱熹"世居"尤溪的，因为才一代，只能说"生在尤溪"。如果杨时是生在龙湖，迁居县北，那就更不能说"世居"了。一提到杨时"世居"某地，对那个"南迁三湖"的故事就是致命的打击。"世居"将乐县北吗？"南迁"不攻自破。"世居"龙湖吗？从"第三公"开始经过三次南迁才定居龙湖，生下杨时，这不可能，时间不够，任你怎么摆弄也摆不上"世居"龙湖。林华东太不喜欢"世居"这个辞了。伪说者从来也不敢说杨时"世居"龙湖。
没办法，《行状》里的"世居"二字可不是现代的"个别作者"用来"大肆宣传"、"迷惑读者"的。是吕本中他老先生写的。他大概无意、也没有想到要"迷惑"800多年后的读者吧！那好，我们再来讨论《行状》。《行状》是下对上的文体，龟山先生行状就是生平事迹介绍，是盖棺定论的东西，不能含糊的。《行状》是吕本中应杨时儿子的请求而写的，"今先生既没，其子属本中叙次本末，将求世之君子，论其大概，而铭诸墓，义不得辞也。"《行状》写好以后又经闽籍同僚、名臣李纲（邵武人）、胡安国（崇安，今武夷山人）过目。"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胡安国语），以后李纲写了祭文，胡安国写了墓志铭和另一个《行状》，有李纲和福建路提刑吕聪问的签盖。
写《行状》的这个吕本中先生是何许人也？是杨时的高才学生，安徽寿县人，绍兴进士，官中书舍人，南宋承黄庭坚派的著名诗人，比杨时小32岁。他对自己的老师非常了解，非常尊敬，"本中不肖，获从先生游甚久，虚往实归非一日也……"以他的水平，不是发高烧吃错药是不可能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的。以他为老师写《行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也是不可能把杨时的故里写错的。退一步讲，他真不懂杨时的故里也会问清楚来再写吧！再退一万步讲，真写错了，李纲、胡安国以及杨时的儿子们也会提出异议的呀！要修正的呀！怎么能把错误的故里强加给杨时带到棺材里去呢？不管此后的行政区划怎么变，不管龙湖有过多少个地名，龙湖在将乐南面60公里处，这个距离是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这是从宋代到现在，一直到永远，都不会变的！吕本中能把南面60公里的龙湖写成"县北"吗？
可以这样说：吕本中为杨时的生平事迹作了定论，也为杨时的故里作了定论，这是历史的定论！这个定论和前文引述杨时诗文中自己提到的在县北的"故丘"、"故里""（桑）梓"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定论是得到名臣李纲、胡安国以及杨时的儿子们认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本中的《行状》也被编进了伪说者们极其推崇的龙湖《杨氏房谱》中，与伪说并存。林华东把行状列为"故里文物的真实性"内容之一。如果承认吕本中《行状》的真实性，"世居县北"该怎么解释？是杨时同时代的吕本中写的《行状》更真实，还是几百年以后出现的伪说更真实？历史常常是这样，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如后面要剖析的杨均政等人），总想利用时间差，利用时间造成的朦胧，利用死人不会讲话的特点，把自己的私货强加给死人。林华东就是这种无聊的"强加"的积极参予者。如果你还要继续进行这种"强加"，那就请你加大研究力度，发掘出更有力的宋代证据，把吕本中《行状》的县北之说，把杨时自己的"家"、"故丘"、"故里"、"（桑）梓"之说通通推倒，敝人则俯首称臣！但是，这，谈-何-容-易！
7.文字证据的简要小结。
以上请出杨时的一组记文和吕本中的《行状》附带胡安国的悼文（亦称《行状》）作为杨时故里的证据。这些证据不是孤证。孤证是说服不了、"迷惑"不了聪明的读者的。这些证据出自当事人、相关人之手，它们是互相关联、互相吻合的，可以互相印证的，既是历史的真实，也经得起现代人去推敲、去研究。这些证据，联系龟山年谱，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在杨时自已称之为"故丘"、"故里"、"（桑）梓"、"松楸"的县北龟山下的丰富多彩的人生。除了出生证、身份证、户口簿找不到以外，你看--他有父母在，皇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时生，有祖先的房子，有先世创下的田园、家业。八岁前就在含云寺和蔡安礼一起读书，赴任前和蔡樽酒话平生，外出当官有时请假回家，先后为父母守孝六年，探杨道真君洞，游玉华洞。为家乡的景物、为亲朋友好提记、写诗，亲自修家谱。在含云寺讲学，托永璘僧管理祖坟，把祖宗像供奉于资圣院，在龟山下散步，和田夫野老相从，在家里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总之，纵观杨时一生，与龙湖一字不沾。吕本中，李纲、胡安国、杨时的儿子们，不认识龙湖，拒绝龙湖。
8.【专题超强纠错】关于《归鸿阁记》和《求仁斋记》。
伪说者们心理明白，杨时本人的著作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应该千方百计从中找出有利于伪说的文字来。明溪的伍星先生终于在《归鸿阁记》和《求仁斋记》中找到了他认为可以利用的两句话，写成了《杨时（龟山先生）出生地之我见》一文（１５）。殊不知，由于技术上的差错，"跌苦"（１６）了，我替伍星先生庆幸，他用的是笔名。我不能妄猜伍星就是偕音的×××，或者是×××还是其他什么人，不管是真名、笔名，这位"伍星"先生是贻笑天下，贻笑三明，也贻笑于明溪真正的有识之士了。
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伍星先生留下的高论吧。
《归鸿阁记》原文为："县宇西北镛之隅有废址焉……"（原文为墉，镛系伍星之误），后文写在这个废址上建了"归鸿阁"。
《求仁斋记》原文为："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师，友人黄君过予，问时苦之暇，因谓予曰：'吾于县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废址焉……'"后面写杨时和黄君一起去看址，为黄君在废址上建的书舍取名"求仁斋"。
伍星以为杨时两次在县西北墉之隅得到的竟是"庸址"（伍文写庸址，原文为废址），便以为杨时38岁之年（父亲去世那年）才在将乐得到"庸址"，那末38岁以前就不是住在"庸址"。"得庸址"之前居住的"龙池团"自然就不是将乐县北的"庸址"了。伍星先生还确实动脑筋分析了一番，认为"废址"--"轻则房子破烂不堪，重则为瓦砾坪，前者无人住，后者不能住人。"他因此蹩足了劲，振振有词地质问将乐的论战对手：杨时的父母总不能在这样的废址上生养杨时，杨时总不能在废址上村学、成家、生儿育女、为父母守孝吧！总的言下之意就是杨时38岁以前并不住在将乐，那当然出生在龙湖啰。最多是"归休"在将乐县北的庸址比较可信。
可怜的伍星先生错在哪里？
（1）杨时讲的第一个"县宇西北墉"的"废址"，也就是后来建归鸿阁的那个"废址"是在湖南浏阳呀！我的天哪！不知伍星先生用什么超越时空的魔法把它搬到将乐来了呢！这是读书不认真造成的知识性错误。
（2）《求仁斋记》中，"吾于县北镛之隅，西山之麓，得废址焉"这句话是黄君所说，伍星先生译成杨时所说，错也！"因谓予曰"是"对我说"，不是"我说"，懂吗？"庸址"或者"废址"是黄君的，不是杨时的。杨时只不过为黄君在"庸址"上建的书舍起名，写记罢了。这是古汉语读译上的差错，人称都错了，意思也全错。正译应为：元祐戊辰秋七月，我从京师回来，友人黄君拜访我，寒喧（问好）之后就对我说："吾于……（略）"。
（3）"墉"是城墙、高墙的意思。不是将乐的简称那个"镛"，也不是平庸无能的"庸"。"废址"怎么会变成"庸址"？三个全混了？真应了民谣"南无仙，认字认半边"？是不是不同版本古籍在印刷上出现的错误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这一条差错就客观地不应该算到伍星先生头上，前两条差错是伍星先生自己"迷惑"了，不能怪"个别作者"，更不能怪杨时他老人家了。
踢倒了伍星先生可笑的"废址"之论，我要再次充分肯定：杨时在将乐县北居住的地方有他父母、先辈留下的"世业"，有"先人之庐"，从将乐县北的故里开始，展开了杨时丰富多彩的人生，包括生儿育女，为父母守孝！企图从杨时著作中找出自相矛盾、自我否定故里的文字来，未免太天真了一点。杨时是什么人，有这种低级空子让人钻的么？
9.想从《与李提刑》中得到什么？
伪说者的努力有时也是可嘉的，看得出来，他们对杨时的著作进行过地毯式的搜索，《与李提刑》中的一句"明溪与敝乡接壤，一有警，则朝发而暮至"也被林华东拿出来用了（１７）。但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杨时与李提刑谈剿贼事务是以一个官员的身份来谈的，谈的是公事，不是私事。"敝乡"只是一句交谈谦语，根本不包含"故里"的成份，其所指的范围非常大，包括了与明溪接壤的整个将乐中南部地区，可以"朝发而暮至"的地区。所以，"敝乡"绝不仅只指龙湖。如果"敝乡"就是龙湖一个点，那末"朝发而暮至"就不当了。龙湖距明溪仅10公里，不管是盗贼还是官军，不可能以"朝发暮至"的爬行速度来行动。搬出这样的材料，支持不了伪说。
10.【专题打假】关于南宋嘉定二年修复杨时旧宅的史实。
伪说者捞不着杨时在世时写下的一个半个可作伪故里之证的文字，便在杨时死后，旧宅修复的史料中塞进假货，企图尽量得到一点点时间靠前一些的证据。林华东在1988年7月市志研讨会上推出的《立论》附录"明溪县龙湖龟山故里历代有关活动记事"第一条，也就是时间最靠前的一条就是："宋嘉定二年己巳（1209），郡守在龙湖修杨时旧宅。" （１８）这条史料见于新《明溪县志》，又经林华东再次推出，不能放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伍星先生在《归》、《求》两文上的错误是技术、水平所致，这条史料的推出则完全是故意造假。想把"在龙湖"这三字假货塞进史料中去。对于这种假货，一露头就要毫不留情坚决打掉，以正学风！
我前面论证了杨时的故里在县北龟山，与龙湖丝毫不沾边，依此推理，龙湖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杨时旧宅"，但我还是认为：辨析要有理，更要有据，还是请证据来说话为好。
证据之一：叶适于嘉定二年四月望日所作《将乐县修复龟山先生旧宅记》中如是说："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卒于绍兴乙卯（1135），七十余年，而无仕者，微不自业，至卖其宅，去绝几何，可不悲乎？……自景瞻至郡（即延平太守余嵘，字景瞻），有例卷百余万，谢不取，因赎以归杨氏。……然屋老且败，景瞻又修补其漏缺，特立门巷，黑白徇好矣……" （１９）这段话的话题从杨时去世的1135年开始讲起，至嘉定二年（1209年）正是"七十余年"，毫无疑问，"其宅"就是七十多年前杨时在县北龟山去世时所住之宅。此宅决不是"在龙湖"。
证据之二：汤汉于宝祐五年（1257）六月丙申所作《重修龟山先生旧宅记》，记中写道："……适将乐群士书来告曰：'龟山先生之旧宅垂百数十年矣，间者郡守余侯始扶植表章，建祠肖像，以寄向慕之诚。中尝再葺，久复敝漏，无以宁风雨。今大夫林君式之拜谒，悸叹，亟出缗钱，市良材坚甓，撤腐败而新美之，观瞻改容，感发兴起，不有记载，将无以示后，俾勿替，愿一言以赐之'……" （２０）请注意！杨时去世是"旧宅"的转折点。按文理，汤汉之记和前证叶适的讲法一样，是从杨时去世算起，至宝祐五年（1257年）为122年，"垂百数十年"的说法成立。这个"垂百数十年"的龟山旧宅和前证讲的一样，是杨时在县北龟山去世时的旧宅。它先由延平郡守余嵘（余景瞻）修复，再由陈宓、董洪"中尝再葺"（没有专记），然后就是宝祐五年这次县令林式之进行的修复，都是同一个杨时旧宅，三次修复记叙一清二楚。
证据的传承记载：明弘治年间编纂的，福建省最早的全省性方志《八闽通志》中载"卷之七十四·宫室·将乐县·杨时宅：在县北遵道坊。时卒于宋绍兴五年（1135），不久宅废为民业，嘉定二年郡守余嵘，出帑金赎回，立祠庭中，拨田以赡其后，后守陈宓、董洪相继修葺，宝祐五年邑令林式之重修，汤汉为记，二十年兵毁，故址犹存。"
摆了证据，又该说理了。前面以大篇幅、硬证据论证了杨时在县北丰富多彩的生活，当然就包含了房子、旧宅这个实物。如果不是为了专题打假，本无需单列出来。现在，加上二条证据，一条史料也好，一气串通，铁证如山！与前面的论据又可以互相检验、互相印证。故里也好，旧宅也好，究竟在什么地方不是越证越明吗？
我还要郑重地指出：15年前的《明溪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就有关于杨时旧宅在将乐县北遵道坊，以及三次修复的史料摘录，只是出处不一，内容和我引述的《八闽通志》中的记载一模一样。林华东作为当时的第一编辑对摘录应该是认可的，也不会那么健忘的。15年后，为什么把"将乐县北遵道坊"的杨时旧宅改成"在龙湖"呢？为什么光搞一个"嘉定二年"不敢干脆把三次修房都说成"在龙湖"呢？因为三次修房是不可分割的史实呀！三次"在龙湖"不是更有力吗？我不知道林华东先生是在搞文史工作还是在搞文字游戏？造假！拙劣的造假--在世人面前一览无遗。其实，何必呢？杨时本人的说话、宋代人的说话、杨时的生活记载一点儿都不在你手上，孤孤的造一个龙湖的假杨时旧宅又有什么用？你又用什么其他宋代材料和这个假旧宅相呼应？
11.墓葬与文物。
中国古代人极其重视墓葬，把叶落归根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人生完美的标志。人生，有时又是极为复杂的。墓葬地址有的是主人生前选定的，有的是后人为之选定的，有的墓葬还经过迁移。所以不能简单说墓葬之处一定就等于出生的故里。在讨论杨时故里的时候，我只把墓葬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提出来，供读者分析杨氏墓葬与杨时故里的某种联系。杨时的直系上四代墓葬都在将乐，沿龙池溪分布。可以看出，将乐县北龙池团以及毗邻的永吉（今光明乡永吉村，距龙池村7公里）、光明（今光明乡）是杨氏入闽定居将乐的发祥之地。根据杨时自已编修，后人续修的《宏农杨氏族谱》的记载，其墓葬简摘如下：
第一世 荣公"葬于本团（即龙池团）垂惠乡，地名株林，其山坐亥向巳，而中宗垂拱间改州为邑（原谱中宗重拱似有误-笔者注），析其山属光明团，今名都岭头路顶。妣谢氏孺人，葬光明古株林。"
第二世 胜达公"世居龙池杉田。夫妇二人合葬株林内（今光明永吉）与始祖茔并亥山巳向。"
第三世 明公"字信仲，号暹公，世居龙池杉田。殁葬西乡永吉都金顶山。妣肖氏，生子三：基、谊、宣（墓葬不详），继妣朱氏，延平女，葬白土源，生子二：埴、益。"
第四世 埴公"……哲宗庚午年十月卒，寿六十三，葬镛州封山之阳龟山之陇（与杨时《先君行状》记葬于石龟山之阴相同）。妣陈氏，……继妣廖氏，元丰乙丑年七月卒，亦封硕人。公妣合葬邑之北封山支龙池团金钗形，建安游定夫先生铭其墓，生子一，时。"
第五世 时公"……卒于宋高宗绍兴五年乙卯四月二十四日，享寿八十三，本年十月二十三日未时，赐葬于将乐水南之乌石山，墓坐南向北。"
第六世 杨时五子，除四子杨适葬江阴，二子杨迴，葬毗陵外，其余三子全部葬龙池杉田垂惠乡株林山始祖葬地附近。
从墓葬可以看出，从杨荣至杨时，直系五代延至杨时的后一代，墓葬均在将乐。这和杨时在《资圣院记》中提到委托永璘僧管理祖坟的记叙是对号的。如果龙湖是故里，居然没有一座直系祖宗的墓葬，太不可思议了。
杨时去世距今800多年，杨氏家族风风雨雨，分支繁复，要保存全真的杨时文物是非常困难的。根据将乐城关的杨时第31代孙杨桃芳老人介绍，他保存着玉璧、砚台、朝笏等三件杨时用过的文物，交县文化馆展出过，玉璧现存县博物馆，砚台、朝笏仍旧杨家保存。可请有关专家前来一验真假。
12.杨时故里宋代遗事。
杨时去世后到南宋灭亡这100多年间，将乐县作为杨时的家乡，还发生了几件比较大的事，值得一提。后事不能作为前事的直接证据，但后事是前事的延伸、继续，这种延伸、继续应该是自然的、合理的，可以与前事互相参照的。
除了前述余嵘太守等人三次修复杨时旧宅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咸淳三年（1267）将乐人礼部尚书冯梦得上疏奏请建立龟山书院。他在奏章中写道："今延平、晦庵皆有书院，独我龟山旧宅谨存，精庐未建，委为百年之阙典。私谓龟山旧宅之右，继风露夜檠之谈，存江汉秋阳之思，相与讲磨如聆謦亥尔于龟山，愿朝延嘉惠四方学者，特赐涵育之造，仍请公田，永为养士之美利。" （２１）冯梦得建议在龟山旧宅之右建书院，很快得到皇上批准。"疏奏，上深嘉纳，特奉御笔赐'龟山书院'额，乃诏县拨田养士，优其后，而春秋致祭焉。" （２２）从此，龟山书院成为将乐八景之一"龟山詃诵"。
冯梦得在奏章中提到的龟山旧宅距宝祐五年林式之最后一次修复仅10年时间。"委为百年之阙典"是说从杨龟山去世到那时130多年了。三次修房与利用旧宅建龟山书院都是同一个龟山旧宅，在将乐县北的龟山旧宅！《八闽通志》卷之四十五·学校，对将乐龟山书院也有详细记载。如果林华东"嘉定二年在龙湖修杨时旧宅"的假货成立，那末后二次修房也应该在龙湖，皇上批准的"龟山书院"不也应该建在龙湖才对吗？
第三件事就是咸淳庚午（1270），将乐县令、邵武人黄去疾根据皇上批准建成了龟山书院，"去疾试令先生阙里，亦既建精庐，聚简册，与学子诵习其间" （２３）（阙里在曲阜，此处尊称将乐杨时故里为孔子的曲阜）。黄去疾在先生故里当县官，和学子们一起在龟山书院学习龟山文章，感到了编书的重要性，"念此书不可无传，故访家，得写本，因订正其纪年，增补其书文，又取梁溪李丞相（李纲）诸公祭文、谥议及水心、东涧（即叶适、汤汉）所作旧宅记而附入之，于是年谱遂为全书，而先生之嘉言善行可得其大概矣" （２４）。
黄去疾除了编龟山年谱外，为诸学子读书方便，在龙池溪上建桥。原桥系唐武则天年间廖云所建，叫龙池桥，早已不存。黄去疾建桥更名为"龟山桥"，此名一直延用到现在。
第四件事就是南宋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派人到将乐捣鬼，铲掉玉标峰。此则记载见于明万历《将乐县志》、《闽书》。"玉标峰，一名贵人峰，县治自西台发龙迤里，至后山城下，平地突起，此峰秀丽异常，相传龟山先生钟此而生，后秦桧作恶，遣人夷平之，故迹尚存，丘元旦曾倡培补。"
杨时在朝庭时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与蔡京、童贯等奸臣势不两立，后来的大奸臣秦桧真可谓是"物以类聚"，对已去世的杨时也怀恨在心，派人破坏玉标峰，以图搞坏杨家风水为快。玉标峰在县府后山华山西北侧，旧城墙外，隔龙池溪与龟山故里相望。可见，杨时故里在何处，连奸臣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不去龙湖。
（二）杨时故里在将乐县北龟山下龙池团--明清两代的说法
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玄烨赐书"程氏正宗"，这表明了两个朝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对杨时理学，以及后来由朱熹集大成的闽学的充分肯定。杨时作为朱熹的前代老师，更加广泛地受到上流阶层的推崇。
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区划的变化，制造假杨时故里的活动也悄悄地开始。明清两代已有一些人被伪说误导，包括象清代蒋垣这样对理学研究有一定了解的人。但是，将乐作为真正杨时故里的地位并没有丝毫动摇。来杨时故里朝拜、求学的人非常之多，特别是清代，搜集整理、传抄翻印出书的活动非常活跃。这是历史的必然，将乐杨时故里所产生的历史延伸。这样的事太多了，无法开清单一一列举，只选几件重要的，供读者参考。
1.何升上《请以宋儒杨龟山从祀庙庭疏》。
将乐县岁贡生员何升于弘治七年五月（1494）上疏朝庭，称杨时为"臣本县宋儒杨时"，"臣生长其乡，景仰先哲"，要求"将杨时升祀孔子庙庭，诏示天下有司，肖像入庙，春秋预从祀列" （２５）。有这种意向的还有绍兴知府彭谊，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这个时候，归化已经建县24年，龙湖早已非将乐之地了。如果杨时真的出生于龙湖，籍贯也该有个新的说法了。何升还敢说"本县宋儒杨时"？这是有欺君之罪的！归化县的官员何以不敢出来上疏？其中缘由不言自明。
2.朝庭的态度。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朝庭敕建南平道南祠，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何升上疏第二年就得到批准，孝宗朱祐堂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庙，位列司马光之下，胡安国之上。我不明白：如果杨时是龙湖出生的，为什么皇帝不追封他为"归化伯"或者"龙湖伯"？尽管龙湖宋代属于将乐，但是已经改朝换代了，归化新县也是明朝批准建立的啊，明朝姓朱，宋朝姓赵，朱皇帝为什么非要按赵皇帝的旧行政体制办事呢？其后是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圣祖玄烨赐书"程氏正宗"给南平的"龟山书院"（.２６）（另一说赐给福州光禄坊道南祠，不可靠），反正又没有龙湖的份。龙湖这个"故里"，生育了一个伟人，杨太阳升起的地方，怎么老是得不到一丁点儿荣誉呢？我想：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再草包也还有僚臣为他参谋呢，天子给的荣誉能随便给吗？
3．李熙的《请崇祀龟山恤后疏》。
将乐知县李熙在弘治10年（1497）上疏。疏中说："……况杨时将乐人，今其书院、冢墓、陋屋尚存，荒墟尚在，子孙贫寒，无以为度。"他请求像对待先贤宋臣赵抃那样除春秋从祀外，"另具牲醴祀帛，就于书院祭之"，并请示为杨时十三代孙杨爵安排就业。"其十三代孙杨爵，见充本县儒学增广生员，性质朴质，乞照微国公子孙事例，量与一职，就于本县月支应得俸粮，以存先贤之后，使天下万世知杨时为将乐人……" （２７）
这个李熙可谓用心良苦了。如果杨时是归化龙湖人，李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龙湖早就划到归化，不属于将乐了，他还管什么杨时后代，还要动用县财？还想让"天下万世知杨时为将乐人"？是哪条神经短路，找麻烦，换"欺君"之罪吗？事实很清楚，李熙是正直的、清醒的好官，他没有乱来。如果杨时真的是归化县所属的龙湖人，明清两代的归化官员何以不敢出来向朝庭报告，为杨时及其迁居龙湖的后代说话办事？其中道理又请大家辨析。
4．《八闽通志》的记载。
《八闽通志》是福建现存的最早的全省性地方志。编纂人黄仲昭，莆田人，明成化丙戌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他熟习经史，博览群书，被称为"修志专家"。《八闽通志》编纂于明成化乙巳至弘治己酉（1485-1489），比后来的《闽书》早100多年，比《福建通志》就早得更多了。其在本省志书中的价值、地位可想而知。《八闽通志》编纂的时候，归化已建县10多年了，但还来不及修志，明正德《归化县志》、弘治10年的《汀州郡志》都在它后面。将乐最早的弘治乙丑《将乐县志》早于明正德《归化县志》十多年，但也还在《八闽通志》后面。因此可以说：《八闽通志》是福建省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史料。它对杨时归属的记载完全是纯天然的，伪说没有时间条件进入《八闽通志》。后来的《闽书》、《福建通志》存在着真伪同录的情况，自相矛盾，无法解释。哪一部志书的含金量更高，更可信，读者也会自明。
《八闽通志》在地理、人物、学校、宫室、古迹等卷中，有关杨时的内容全部归入将乐县。其注释内容与前文提到的杨时本人的记叙、宋末明初的其他史料是完全一致的。
在地理卷中，有封山、龟山、含云山等小条目。"龟山"记"宋杨时世居山下"，"今有书院在焉"，"含云山"记"山下有寺，宋杨时尝筑室读书于此"，"封山"记了杨时探杨道真君洞的故实。
在人物卷中，记"杨时五世祖自弘农避地居将乐"。
在学校卷中，有"龟山书院"小条目，记"在县北封山之麓"，以及冯初心（梦得）奏请立龟山书院、度宗赐额等事。
在宫室卷中，有"杨时宅"条目，内容前文已引述，不再重复。
在古迹卷中，记有"落星穴"，"在县北门（今将乐机床厂附近），晋义熙中，有长星坠其处，忽成一穴，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邑人因以德星坊名其地，宋杨时实生于此，人以为应"。
在归化县所属条目中，只有一条瀚溪的"四贤堂"记"杨时与罗从彦游从，往来于此，后人构堂并李侗、朱熹祀之，匾曰'四贤堂'。"
5．明御史杨四知拜谒将乐龟山祠所作的记文--兼评伍星的又一大笑话。
明万历十二年（1584），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到将乐拜谒将乐龟山祠后，为杨龟山画像题赞的附记中写："将乐，先生故里也，四知圣岁窃慕先生而想见其为人。及巡闽，疏请复先生词宇。过将乐，展谒祠下，访其后裔，得瞻遗像，……乃令邑令黄仕桢刻石，立之祠中，以垂永远焉。"
这则史料是明代后期，证明将乐龟山故里的又一个重要证据。对这则史料的讨论，暴露了明溪伍星先生闹的又一笑话。
事情是这样的--
将乐史求真说："明朝成化六年，将乐县龙湖乡等处已划归归化县（今明溪县）。明御史杨四知巡闽拜谒将乐龟山祠时，作记曰：'将乐，先生故里也'"（1985年 7月 7日《福建侨乡报》）。史求真在这里省略了杨四知到将乐的时间。
伍星反驳史说："归化是明朝成化六年建县，将乐县却是明成化八年过拨土地给归化的。八年过拨土地，杨四知六年作《记》，这不足为奇。"
伍星的想象力倒是丰富，找出"过拨土地"这个新鲜的理由来反驳人家，他又搞错了，没有注意史求真前后两句中的时间省略，自己也不好好研究史料，便信口开河。
其实，杨四知并不是成化六年作记，而是归化县建县110多年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才到将乐拜谒龟山祠作记。杨四知拜谒将乐龟山祠，"展谒祠下，访其后裔"，"令邑令黄仕桢刻石……"都是在将乐所为，黄仕桢是将乐县令，不是已建县100多年的归化县的县令，懂吗？杨四知对杨时将乐故里的肯定，不会与100多年前的"过拨土地"有什么关系，"过拨土地"时，杨四知还没出生。
此外，杨四知还上疏请修复龟山祠宇，得到皇上批准。第二年又为黄仕桢编纂的万历《将乐县志》作序，再次肯定将乐杨时故里。玉华洞洞口上方"玉华洞"三字也是杨四知当年所提刻，至今还在。
6．徐霞客《玉华洞游记》的偶尔提及。
徐霞客是一个非常超脱、一生"问奇于名山大川" （２８）的人。他对仕途，对理学都不感兴趣。可到了将乐，他还是自然地想到了杨龟山。在游记中也顺便提了一句。"十五里，至将乐境，乃杨龟山故里也，又十五里，为高滩铺。"徐霞客是地理学家，他的地理概念是非常严谨的。他一踏上将乐的土地就说"杨龟山故里也"，这个"故里"是从一个县的大范围来讲的，是指将乐县，而不是某一个村。徐霞客来将乐时间为1628年3月19日（农历）。归化已经建县150多年，徐当然知道，因为他在顺昌隔河观城时就有"归化之水从南来" （２９）的记述。徐霞客所说的"杨龟山故里"当然就不包括归化。有人说徐霞客也到过明溪（３０）（徐霞客在三明的行踪，本人另有专文，见1998年9月23日《三明日报》，本文从略），如果杨时生在龙湖，那末徐霞客的游记应该改为"过铁岭，至归化境，乃杨龟山故里也。"可是徐霞客没有这样写，他的游记中看不到在归化活动的一字一言。
7．清代出书热。学者们说起龟山故里。
清圣祖玄烨为杨时赐书"程氏正宗"以后，知识分子们大胆放手地展开新一轮理学研究，积极搜集、整理流散在民间的杨时著作抄本，将其荟萃成书，形成了一股出书热潮。各种版本的杨时著作纷纷问世。将乐成为印书、发行的中心。特别是清代后期夏子鎔补修的《宋杨文靖公全集》，"此书一出，四方风动，有不远千里而来购求者" （３１）编书时，官绅、学者们积极踊跃为新书写跋、写序、题记，叙编书原委，畅述对先哲的缅怀崇敬、学习的心得体会。其中免不了要提到杨时的故里，流露出景仰之情。这些文章，代表了这一个时代对杨时故里的正确认识，也是将乐杨时故里这个历史存在继续向下延伸的表现。谨作几则简要的摘录。
△龟山杨文靖公集三十五卷明宏治宜兴刊本 ［清］丁丙跋
"宋杨时撰。时字中立，将乐人。" （３２）
△龟山先生集四十二卷明万历本 ［清］丁丙跋
"宋杨时撰。时字中立，将乐人。" （３３）
△龟山先祖文集叙 ［清］杨思圣
杨思圣为杨时三子杨遹的后代，迁居河北巨鹿，在朝中当官，叙中写："幸捧丝纶入闽，道经将邑，私喜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因查县有先祖全集，近遭兵燹，十无二三，令闻（思圣宗侄）命工剞劂，从庚寅秋至辛卯三月告竣。此集亦吾祖事功议论之一脔，可禆圣明" （３４）
△杨龟山集序 ［清］孙兴训
"况闽为天下才薮，积之学者流自远，灵源玉华（以玉华洞称将乐），又极天地孕毓之奇？继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 （３５）
△杨龟山集序 ［清］王孙蕃
"予寓延之日久，四先生（即杨、罗、李、朱）皆延产也" （３６）（归化属汀州府，非延平也--笔者）。
△重刻杨龟山先生文集序 ［清」章培基
"少时慕宋杨文靖之为人……今年出守延平，延为先生桑梓地……（３７）（同理，归化属汀州府，非先生桑样地也--笔者）。
△龟山先生文集序 ［清］陆求可
"巡汀，过将乐，先生之梓里在焉" （３８）
将乐与归化毗邻，巡汀过将乐，不管去来，必经归化。作者对梓里的认定非常清楚、明确。"过"在古汉语中还表示拜访、探望。文中的"过"，有经过、拜访两层意思。
△补修宋杨文靖公全集跋 ［清］夏子鎔
"宋大儒杨龟山先生著籍将乐，戊寅春，子鎔权篆是邑，既谒先生祠，访求遗书末几，先生裔孙、邑诸生缙延以康熙丁亥祠生绳祖刊本求见……" （３９）
△重刊宋儒杨文靖公全集书后 ［清］汪保驹
"余于光绪纪元蒙受将邑令，适在省垣，综理鹾务，三年春，始履新任，入先生之故里，谒先生之祠堂，惕然于中" （４０）。
清代为杨时著作题记、写跋、作序的学者、官员还有张伯行、张国正、沈晖、程大任、肖正模、丘晟等23位。他们没有提及杨时故里可视为杨时故里已有传统说法，行政区划变化并没有对传统说法产生影响，或者不一定需要提，大家早已知道。如果杨时是归化龙湖人，行政区划的变化对杨时故里的传统说法就产生了影响，23位学者官员，连同前面提到的7位，居然没有一点反应，只字不提归化、龙湖，这就不正常了。清代学者中接受了伪说的只有蒋垣1人。将乐杨时故里，这个事实下传到清代的历史大势不是很清楚吗？
（三）杨时故里在将乐县北龟山下龙池团--当代史料、当代知识界的说法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清末、民国中国内乱外患，落后挨打。建国初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理学是挨批的"封资修"的东西，谁还去关心什么"杨时故里"。但是中国文化的积淀并没有消失，只是暂时的封存。条件好了，又大放光彩。杨时故里的历史真实还在继续传承。
1．《中国名人大辞典》、《辞海》的说法。
1921年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杨时条目注："杨时，将乐人，字中立。"没有加注今归化字样。
《辞海》1936年问世。杨时条目标注也是将乐人。建国以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辞海》的修订工作，列入国家计划。由于种种原因，到1979年10月才出版发行。新《辞海》中明确写着："杨时（1053一1135），北宋学者。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没有加注任何"归化、明溪"字样。
《辞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国内顶尖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它的水平、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参加编纂的各个知识门类的专家学者也是全国一流的。伪说者大言不惭地说："杨时的故里在什么地方？《宋史》、《辞海》、《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等多种书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1053年杨时出生到现在已经是930多年了，这期间行政区划经过多次更变……"言下之意，《辞海》没有表现这种"更变"，"他们是根据本本，将乐县志、延平府志、宋史等的记载而编写的。" （４１）
真是石破天惊的议论！"龙湖"、"归化"仅仅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就被埋没，不能载入史册，岂不冤枉。伪说者应稍安毋躁，好好地了解一下《辞海》体例，参看其他人物条目就不会觉得冤枉了。《辞海》上的人物籍贯只写到县。乡村上不了，这是大家一样。对于籍贯有争议的或尚不能定论的，也作客观介绍，并列处理。请参看"杨小楼"这一条。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的籍贯就写入了两种说法，一说安徽石台，一说安徽怀宁。至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新旧地名的变化，在《辞海》编印截止时间内有没有体现出来，随便翻看原书就行了，无需例举，俯拾皆是。如果这种变化都没有体现出来，《辞海》还有什么用处？《辞海》上人物籍贯的注释先按历史上的建制、地名标出，然后加注变化，没有变化就不加注。将乐的地名没有变化，龙湖划出将乐不影响将乐是杨时的籍贯，这就是《辞海》给我们的定论！
《辞海》规划十年修订一次，就是考虑到社会发展、科学进步、行政区划、世界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内容当然要充实、调整。编《辞海》的专家们不是在吃干饭，打呼噜，而是在密切注视这些发展变化，不断积累新的信息。以后的《辞海》就会有"邓小平理论"、"香港回归"、"京九铁路"、"长江三峡大坝"这些新辞条出现。现在我们注视一下1989年版的新《辞海》。新成立的海南省已作为一个新的辞条列入。宋庆龄的故里海南省文昌县，原来是广东省所属。随着海南建省，说法上的调整，在89年版《辞海》中也正确地表现出来了。
89年新版《辞海》中"杨时"辞条的注解依然是将乐人，和79年版一模一样。没有加注"归化"、"明溪"的字样。这不是编辑们不懂得行政区划的变化，还在沿用老"本本"，实因为"龙湖"、"归化"是假货，连并列争议的资格都没有！
《辞海》是大雅之堂，不是大排档，更不是什么货都能摆下去的路边地摊！
2．福建思想文化丛书《闽学源流》，纠正了两个大儒里籍的错误。
福建曾经是宋代理学鼎盛的地方。80年代以来福建省对理学、闽学的研究十分活跃，出版了许多专著。刘树勋先生主编的《闽学源流》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作者参阅了清代学者蒋垣的《八闽理学源流》，引述了蒋书中的一些观点，但对蒋书中的杨时故里龙湖伪说则绝不盲从，坚决抛弃。而沿用历史上的正确说法，明确地写道："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今福建省将乐县）人"
刘树勋的《闽学源流》同时还纠正了蒋垣关于朱子（即朱熹）是徽州人的说法。很清楚地指出：朱熹的祖籍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而生于福建尤溪。朱熹父亲朱松从婺源迁来，是入闽始祖，而朱熹本人则生在福建，长在福建，死在福建，自称 "建人"。
其实，蒋垣对几个大儒里籍根本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考证，书中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真伪同录法，谬误叠出。他在罗列理学人物时，先把杨时列入延平府，说"杨时，字中立，将乐人……"下面有杨时传。等一会儿又把杨时列人汀州府，说"杨时龙湖里人，旧隶将乐县，明拆并归化县，时亦为归化人，详延平人物"，下面没有杨时传。杨时传所列何处这是不一样的。林华东把"归化杨龟山故里和杨时传"混在一起，然后再说被收入《八闽理学源流》一书，又是在耍弄文字游戏！蒋垣对待罗从彦也是这样，一会儿列为延平府的理学人物"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一会儿又把罗列为汀州府的理学人物，说罗"生于沙阳，旧属沙县，明并归化割沙阳隶焉，从彦亦为归化人"。他明知朱熹生在尤溪，又要说朱熹是徽州人。他罗列了一大堆闽北地区的理学书院，却把度宗皇帝赐额，朝廷拨田养士，春秋致祭的闽北地区最为正宗的将乐龟山书院给漏了。蒋垣的《八闽理学源流》不是重在调研，而是重在文抄、收集，免不了产生重大的差错。他成了前代伪说的受害者，又成了伪说的传播者，误导后人，应该受到批评。龙湖伪说在清代民国的扩散他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3.《杨时集》集杨时著述及相关内容之大成。
由福建师大林海权教授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杨时集》是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弘扬民族文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重大成果。这个文集的出版也是自1921年以来国内最大规模的一次对杨时著作的整理出版。林海权教授历时三年，跑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南京、复旦大学以及本省福州、莆田、将乐等地图书馆查阅补充各种版本资料，精心校勘、断句、标点，分段。使该书成为当今研究杨时最有权威性也最具实用性的典籍。也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林教授开卷即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杨时（1053-1135）字中立，宋南剑州（治所在今南平市）将乐县人，世居将乐县北龟山之下，学者称龟山先生。"（引文括弧内加注为原文有）这是继宋代杨时去世、吕本中作行状，风风雨雨800多年后对杨时故里的又一次历史性定论。
4．在杨时的故乡--将乐。
风云变幻，岁月如流。800多年来，将乐人民没有忘记杨时，可记叙的事太多太多，篇幅不允许开流水账，只能简单提几件事。
一是据将乐城关杨时31代孙杨桃芳老人回忆，解放前几年，他还接替父亲主持过对杨时先祖的春秋祭祀，祭祀规模隆重。县长主祭，社会名流、杨氏族人参加，常有百人之多，他亲自接待过来自南平、邵武、宁化、明溪龙湖以及广东来的龟山后裔。
二是民国年间，将乐县政府大门前十字路口建有木牌坊，坊顶横匾有福建省政府题写的"古镛州"（正面）、"理学名邦"（反面）字样。现已毁。这是当时的上一级政府行为，对杨时故里的行政性确认。文革前，县城东门外还树有高大的石碑坊，上书"名儒梓里"四个大字，为明万历七年县丞范大濩所立，现已毁。
三是杨时"程门立雪"的求学精神，深入民心，发扬光大。1929年一1932年，将乐上层人士创办了"将乐公立龟山初级中学"，这是将乐历史上最早的中学，经费由县里筹拨，1932年停办。1936年改为"将乐县立初级中学"，为现在的将乐一中前身。1947年将乐上层人土又热心创办了"将乐私立龟山高级中学"，直到解放才与将乐一中合并。"私立龟山高级中学"的经费来源由民间解决，向商业大户、田地大户以及全社会募捐，这很不容易。学生除本县的外，有来自建宁、泰宁、明溪。龟山中学还有自己的校歌，第一段如是唱：
龟山故里古镛州，
海滨邹鲁理学源流，
山明水秀风景清幽，
巍峨学府金溪头。
四方俊彦负笈共潜修，
三育是求。
……
四是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的90年代，将乐县成立了"杨时研究会"。台湾有"台湾董杨宗亲总会"，海外有"菲律宾董杨宗亲会"，海峡两岸心有灵犀。1993年10月，杨时诞辰940周年盛典，台湾和海内外杨时后裔的杰出代表，中华民族的骨肉同胞，回到他们的发祥祖地将乐，祭拜祖宗，访亲探友，同叙亲情，共商国是，他们慷慨解囊，整修祖坟，出版书籍，还计划再出资重建龟山书院。血浓于水之情谊，爱国爱乡之精神淋漓尽致，光彩照人。这次盛典中，复旦大学闽籍教授蔡尚思、李孔环、杨立强，华东师大兼职教授、世界朱子联合会秘书长杨青，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何乃川，福建师大教授陈其芳、林海权，省社科院副院长刘树勋、研究员黎昕、徐晓望，省委党校教授陈遵沂等一大批来自省内外高等院校、党校、社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自杨时工作过的湖南、江苏以及江西等地的文史专家、教授也乘兴而来，与杨氏宗亲欢聚一堂，缅怀哲人，谈古论今，挥洒宏篇，激扬文字。小城将乐，顿时增辉添彩。
还有，前省委宣传部长，现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何少川同志在《将乐撷英》一书序中写道：" 1987年秋末，我慕名到过将乐……，我去将乐前曾翻阅过有关的部分资料，将乐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如西晋著名隐士廖棠，被尊为'闽学鼻祖'的宋朝理学家杨龟山、南宋礼部尚书冯梦得……等等"。本省散文家施晓宇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谴责那种抢杨时的"时髦而有趣的事"，认为这种事"于将乐人却是一种伤害" （42）
纵观从全国性的《辞海》到本省的《闽学源流》、《杨时集》，到将乐的杨时诞辰940年周年庆典，杨时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方家的言论，不仅可以看到历史大势的延伸，还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启迪，那就是：中国，包括海外同胞，有真才实学的人，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尊重历史，历史信任他们。历史，谁也涂改不了！
三、对龙湖故里伪说的剖析
搞文史是要用资料来说话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过："能够多掌握些资料，做出来的结论的准确性就大一些；少掌握资料，做出来的结论就较有一点危险性。" （43）前面已经摆过，伪说不仅资料少，少中还有假，最要命的就是根本没有宋代的第一手资料。我想用一个蹩脚的比喻，法官判案仅有第三现场、第二现场的资料、证据是不够的，一定要找到第一现场、第一时间作案的证据才算全案清楚。故里之争几百年了，伪说者至今为止拿不出一件宋代的文字证据，拿不出一件当事人的证据，喋喋不休地老是用几百年以后的明、清，甚至民国、现代的"说法"作为证据。这怎么使人信服呢？而且这些后来人搞的资料，有的是"孤证"，根本没有可供互证的东西，根本靠不住。有的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带着很重的后人的主观意向，有的资料则干脆就是从正方剽窃来的，其年限明显地在人家后面。有的资料与正方资料同录，但是其真实性和可上溯寻根究底的年限受到明显的挑战，也是站不住的。此外，就是想用那些辗转传抄的，不堪一击的乡间族谱来说明问题，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伪说者想用这样一些材料来"立论"，立得住吗？
第一手资料少，没有。这无需怨天尤人，也不是伪说者不努力。因为你要把谬误强加给前人，而前人不可能留下这种可供证明谬误的资料。就像谁也找不到关公可以战胜秦琼的资料一样的道理。
尽管伪说者的资料毛病多多，矛盾重重，也还是要对它进行一番剖析，充分揭露其伪的本质。
（一）把伪说的总根子--南迁三湖的故事，拦腰斩断
前面说过，杨时在将乐亲自修（后代续）了《宏农杨氏族谱》，而龙湖杨姓在清同治9年（1870年）修的《弘农杨氏房谱》是族谱的分房之谱，比族谱晚了700多年。载于房谱上的明洪武年间杨均政的《龟山公家谱序》也晚了200多年。伪说者经常引援的、时间最早的一则史料就是那个明洪武乙丑年（1384）65岁的龙湖杨氏后裔杨均政所作的《龟山公家谱序》中那个"南迁三湖"的故事："迨高祖第三公奋然有游四方之志，往乞灵于西乾'福善祠'，梦神人告曰：'子可遇三湖则止'。遂反乎三华，始迁蛟湖，次迁池湖，终迁龙湖，果应梦之吉兆，于此遂家焉。第三公生二子长十五、次十七生念二公……念三公生祖考，念七公生齿目……由此观之，第三公乃是龙湖之始祖也，宋贤龟山公即其苗裔也。"
首先，我对这个故事所体现出来的大方面的社会生活合理性持赞同态度。杨氏家族确实有从将乐南迁，这是一种开拓进取、扩展生存空间、争取美好生活的大行动，体现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阿里巴巴靠好运，张嘴念"芝麻开门"就能得到财宝，过幸福生活，就不是这种精神。所以说，南迁三湖的故事比"芝麻开门"更漂亮，以后得好好整理发掘。
第二，南迁三湖的全过程不是这个故事那么简单。据我掌握的不很全面，也不一定绝对准确的许多资料已能看出：南迁三湖是一个绵延时间很长，过程很复杂的迁徙行动。杨时以前的宗族有南迁的，后裔也有南迁的，也有没有南迁，仍然留在将乐的。有的只迁一湖、二湖就停止了、有的按序迁三湖。有的没有迁一、二湖而直迁龙湖。后来又有继续南迁连城、广东直至海外的。龙湖的杨姓不是单线，而是多线、多代次繁衍的。龙湖的杨姓祖宗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是多人，一起迁，不同代次，不同世系的宗族陆续迁，这样才能尽快形成村落。杨姓定居龙湖之前，龙湖是处女地还是已有其他姓氏先行开发，这些都要另辟专题才能搞清楚，对研究杨氏家族有辅助作用。
第三，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真实性不能苟同。这是问题的关键。故事提到的主要人物"第三公"是谁？另外那几个"公"是谁？按杨时修的《弘农杨氏族谱》去查，杨时上代排行第三的只有祖父杨明、大伯杨宣（即杨明前妻肖氏所生，杨时父杨埴的同父异母兄弟）。龙湖"杨氏房谱"还记有杨谊南迁（杨明的二儿子）。杨家的乳名分别是这样的：杨埴，十郎。杨时，十二郎。杨时长子杨迪，十五郎。二子杨迴，十七郎。三子杨遹，十八郎。四子杨适，念二郎。五子杨造，念三郎。假定"第三公"就是杨明，按故事的说法，第三公生的二子长十五，次十七是杨时的儿子，这岂不是曾祖父生曾孙了吗？"次十七公生念二公"岂不是哥哥生弟弟了吗？把"第三公"套给杨宣、杨谊也不对，伯公生侄孙？杨均政这个65岁的老头子，不要凭任何资料说明，以他电脑般的脑袋，讲述着三百多年前的故事。他信口开河，乱七八糟地讲了一通谁也搞不懂的谁生谁，谁生谁之后，便"由此观之"过渡一下得出结论：第三公是始祖，龟山公是苗裔。苗裔是泛指子孙后代，跨度很大的词。我不知道读者或伪说者自己"观之"之后，有没有"观"出个道道来？究竟"第三公"是谁？"第三公"和杨时隔了几代？究竟谁在龙湖生了杨时？简直是一本糊涂账。杨时的上五代世系是杨时亲自修谱，有名有序，各在其位，不能胡混的！
"由此观之"一下，一个跨越三个多世纪的移花接木造假系统工程就这样轻松地开工了。杨时的籍贯被从县北龟山下改到了龙湖，成了龙湖这一房的光荣与骄傲。杨均政的族兄弟杨均亮更直言不讳："龟山公之遗风非可以光前，亦可以裕后，流芳族谱，岂不荣乎"（《龟山公家谱序》）。总之把杨时拉到龙湖来，这才是讲故事、修谱、作序的最根本目的。
接下来，又有人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清同治9年龙湖《杨氏房谱》序上又这么说："始祖杨荣…至四世祖杨埴公诰赠正议大夫，承祖遗命，梦三湖则止，历迁三华，遂因梦而卜居龙湖，不意佳桢既兆于前，贤哲果生于后，埴公即生龟山先生也，先生即生长于明溪治东龙湖焉"。两个故事，内容大体一致，但人物、情节根本对不上号。故事的主人公已不是"第三公"，而是"四世祖杨埴公"了。这个四世祖杨埴公迁龙湖怎么个迁法，还是玄乎得很。是前代迁了一半，杨埴"承祖遗命"继续迁；还是前代只有意向，没行动，由他来"承祖遗命"历迁三湖？是杨埴和"第三公"一起迁，还是单独迁？把这两个故事加一起，就是一团解不开的死结，究竟谁首迁龙湖？杨时上代直系迁龙湖究竟应该定位在哪一代？有哪一位伪说者能使这两个故事不矛盾，而又能理出一个有根有据的南迁头绪来？
按《杨氏房谱》序的原意：杨埴公诰赠正议大夫--承祖遗命南迁，卜居龙湖，--什么佳桢兆于前，贤哲生于后，更是天大的国际笑话。杨埴是因为杨时成名才被诰赠正议大夫的，这是常识。"诰赠"之后再南迁，卜居龙湖，又生下一个杨时？颠三倒四，全乱套了呀！
从社会生活的可行性，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杨埴25岁生杨时。这就是说他必需在25岁以前定居龙湖。假定他18岁开始南迁，则在7年时间内要完成三次迁移，平均二年多搬家一次，比部队换防拉练还要方便，这可能吗？杨埴63岁在将乐县北龙池团去世，杨时解官居制，回家守孝，这是铁定的事实，推不动的！那么杨埴又是什么时候搬回将乐去住的呢？这个老先生犯什么毛病，老爱搬家？再说，从龙湖往北搬回将乐是有违初衷，有违神的意志的呀！这怎么可能呢？
《杨氏房谱》还记了一则"南迁三湖"的故事，主角由"第三公"、"杨埴"变成了"谊公"（即杨谊，杨埴的同父异母兄）。"谊公承祖遗命，梦三湖则止，继历蛟湖，再迁池湖、龙湖，果如其梦，逐卜于此家焉，其地龙来自天上岗……其胜非偶然也"。接着便东拉西址，剽窃、抄袭一起来，"先是晋义熙中有星坠地（不敢讲坠在何地--笔者注）长亘弥天，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因其名曰德星坊，至是而五世祖龟山公应期而生。"（天晓得！龟山公是杨谊生的吗？杨谊南迁和杨时有什么关系？）《杨氏房谱》的修谱秀才觉得拉址的东西还不够，最后把将乐老谱上冯梦得的那首诗也抄来了，"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坠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就识龟山是降临"。全诗二十八个字被修谱秀才篡改，抄错了5个字，"现文星"被篡改成"坠文星"，俗而土！"先生"被篡改成"龟山"。秀才不认识 "孰"字，错抄成"就"字，因此连接上句根本不通，成了病句。 "降灵"也被错成"降临"，土而俗！《杨氏房谱》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水平有限，又土又俗，连抄袭都低能的土秀才。唯一的目的就是抢杨时，他编造的故事怎么能通顺呢？
这就是杨时去世以后200多年，过了两个朝代的人，不要任何前代证据编造出来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故事！
这就是伪说赖以支撑的基本点！
这个并不高明的骗局，被他的后代继续捧场，被旧县志所利用，居然能够再继续行骗600多年至今，真是文化的悲哀。
这个并不高明的骗局，600多年来居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这不是文化的无能，是不到时候。现在，就是彻底清算这个骗局的时候了！商品领域的假货已经成为过街老鼠；文化领域的陈年假货也要拿出来见见今天这个打假时代的阳光！
我们的历史课老师也在天天讲述着千百年前的故事，那是要根据规范的教科书来讲的。教科书是代代相传，有典籍为依据编写成的。对"杨氏房谱"中这两个漏洞百出的故事其实用不着那么繁琐地分析，拿典籍一对照就非常简明。前面提过的证据：杨埴在将乐县北去世，杨时回家守孝，后来又委托永磷僧管理祖坟，回家修谱时说"挂冠回梓'，县北龟山下有"先人之庐"，杨时去世时胡安国说："故山之田园，皆先世所遗，守其世业" （44），都是原原本本的当事人所说，典籍上所载，并非几百年以后的人杜撰一下"由此观之"编出来的，更非800多年以后的个别作者透过时间隧道"观"出来的。有了这些典籍上的依据，我才能说：由此观之，杨埴是绝对没有南迁过的！上四代更不用说了。杨埴没有南迁，那个移花接木的南迁三湖的故事就被彻底拦腰斩断了！
伪说本来就是没有宋代直接证据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断头的东西，有什么"历史源流的连续性" （45）可言？明代杨均政的这个故事是伪说所依赖的时间最早的东西了。要说源流，这个故事就假货之源！杨均政就是造假第一人。"源"是假的，"流"怎么真得了？同一个制假窝点里批发出来的东西不管经过怎么加工，怎么包装都是假的，一假百假，一错全错。"杨时故里在龙湖"的说法从冒出来的第一天起就是假的、错的！此后不管"流"到什么地方，包括清代蒋垣的书上，归化、明溪的旧志新志上，《闽书》、《福建通志》上，流散到海外的志书和其他文字载体上，现代媒体、书刊上，通通都是假的、错的！全部否定没商量！
（二）伪说载体--明溪旧志中的错和假，新志中的新花样
1．民间造假适应了官方修志的需要。
明成化六年（1470）新建的归化县是由清流、宁化、沙县、将乐四县各划出一部分土地组成的。这些地方"各去县治甚远，山岭险恶，其民多梗化顽法……" （46），经济、文化、交通比周边各县相对落后很多。新任归化县官励精图治，力求改变这种状况，这个愿望无可厚非。他们需要拿出自己的先进人物，需要鼓舞人的精神支柱。"乎邻邑清宁将沙人物言行表表章著，本县新置间于其中，地其地也，人其人也，而独无焉，是何丰于彼而啬于此耶，噫非天之降才尔殊所未详其向焉。为彼而今则隶此者（如鲁氏，宁化柳杨人，烈女，今分隶本县是也）皆未可知也" （47）。连一个烈女都要算过来，象杨龟山这样的"天之降才"能放过吗？象罗从彦这样的大儒能放过吗？（48）龙湖杨均政的造假正迎合了修志的需要。民间的造假自然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从明代查到宋代搞得那么细密。总之，行政区划的更变，使伪说从民间走向了官府，两者结合，互相促进，蔓延扩散的条件更好了。
2．明溪旧志中的错误与先期史料志书的对照。
明溪旧志最早一部为明正德年间《归化县志》，此后还有明万历、清康熙的《归化县志》、民国年间的《明溪县志》等。将乐作为明溪的母县之一，宋代就有志，已经失传，现存最早的县志是由宁波天一阁保存下来的明弘治年间何士麟主修的《将乐县志》，其时间早于正德《归化县志》十多年。明正德《归化县志》尽管有搜索"为彼而今则隶此者"的明显意向，但编纂中还没进行大量的造假，总的说比较客观。正德归化县志没有写杨时生在龙湖，没有写杨时在凤凰岩读书，也没有写龙湖有落星穴与德星坊，没有把杨时列入人物卷。这些都是大事，不可能疏忽漏写。明目张胆地造假，在清康熙三十七年的《归化县志》中最为严重。有几个重要问题是绝对不能随意蒙混的！
（1）所谓杨时在凤凰岩读书的问题。正德归化县志写： "凤凰岩，在县正东一十里龙湖市内，有一石，形如雷神"，并没有说杨时在此读书。清康熙归化县志说："凤凰岩，在县东二十里龙湖，与龟山相近，相传为龟山先生读书处。"民国明溪县志则说："凤凰岩，在龙湖街之右，上有石形如凤凰，古有庙，杨龟山先生曾读书于此，今其迹不可考"。看--从没有，到相传，再到肯定。前志不可涉及的后代事物后志当然要增补、续写，前志已经写过的事，后志没有重大发现，没有新的证据，可以如此步步升级，自圆其说吗？
（2）关于"遗祠故基"问题。正德归化县志记建龟山祠的地址是"遗祠故基"。在康熙归化县志中，"遗祠故基"突然变成了"杨龟山所生旧宅"。在民国明溪县志中又成了"杨龟山先生故宅"。不要任何依据，可以从"遗祠"变成"旧宅"、"故宅"，这种大胆想象，大概推测，大幅度转换的修志笔法，是可以恭维的么？
（3）落星穴与德星坊问题。落星穴（即陨石坑）与德星坊是紧密相关，不能分割的一件事。将乐《弘农杨氏族谱》"子江公位下世系图五世时公"中如是写："……陈大夫人梦星而诞先生。是晋熙义中有长星落于县北忽成一穴。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邑人因以德星名其地，至是公应期而生，实符其占云。"礼部尚书冯梦得还有诗赞道："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现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识先生是降灵。" （49）闽学四贤之一的李侗称颂龟山先生"五星聚奎，五百应期，天不生翁， 孰续心印？" （50）胡安国为《杨文靖公全集》题书时写："先生钟两间之气，萃五百年精英，涵养纯正，学贯天人。" （51）文天祥赞龟山先生诗中写："……五星聚奎，鼻祖为祖" （52）。明代学者岳和声赞龟山先生文说："星梦发祥，间钟灵之五百；镛原过化，逾宣尼之一十。吾道南之……" （53）
志书上对杨时与将乐县北落星的关系更作了充分肯定：
在《八闽通志》卷之八十古迹将乐县条目中清清楚楚地写道："落星穴在县北门。晋义熙中有长星坠其处，忽成一穴，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邑人因以德星坊名其地。宋杨时实生于此，人以为应。"
在《闽书》将乐县节目中记"星窟岭，下有落星穴，《图经》：晋义熙中，有长星坠县北，忽成一穴，近杨氏故居。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杨龟山先生实应之。"
在乾隆《福建通志》中，还是这样记："晋落星穴，在县北门，义熙间有长星坠地，忽成一穴。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邑人因以德星坊名其地，宋杨时实生于此，人以为应。"
在明嘉靖《延平府志》、弘治《将乐县志》中都有相同的记载。弘治《将乐县志》对德星坊还有一条专记："德星坊，在水南都，按宋志在北廓外，为龟山杨先生立，后因先生墓在溪南乃徙焉，今圮。"可见，德星坊是宋代将乐杨时故里早就有了的。杨时与落星是不可分的。时间，可以使真正的德星坊损圮，也可以给后人伪造德星坊的机会，但是伴随着这些记载的是落星穴至今还活生生地摆在将乐县北机床厂后面的山坡上，穴深十余米，底部直径八米，穴内杂草丛生，已被列为县一级保护古迹。省里的地质专家曾提取穴内的土样、石样回去研究。这个杨时降生的天兆物是伪造不了，也搬不到龙湖去的！
不应该回避，明溪也有一个"星窟"，也叫"星窟禅窝"，伪说者有明显的创意，想把这个"星窟"取代将乐县北的"落星穴"，作为杨时诞生在龙湖的天兆物。但是，这个难度太大太大了，所以，至今也不敢直说。
明溪的这个"星窟"在城关西面3公里的王桥村叶厝坑。在归化建县前，它一直属于归上里，连明溪铺一起都是清流县的地盘，龙湖与之相距10多公里，中间还隔了比龙湖更大的明溪铺，更重要的是龙湖当时属于将乐，不属于清流。所属的府县都不一样。如果叶盾坑的"星窟"预兆500年以后出大人物，应该是清流县的大人物，或者是与之相近的明溪铺的大人物。占者不可能占至跨州跨县的龙湖去。
康熙《归化县志》、民国《明溪县志》对北斗岩、星窟的记载都只作为一般景点，没有记落星的年份，也丝毫没有提到与杨时的关系。龙湖《宏农杨氏房谱》记的是："晋安义熙间有长庚星落县北"。公元1985年的明溪李成祖经过"择优录取"，文字组装，成了"东晋义熙间，县城西五里，长庚星坠落北斗岩之观音阁，成窝又名星窟" （54）这样，没有落星时间的叶厝坑北斗岩星窟也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东晋义熙"的衔头，这则组装产品被新《明溪县志》采用了。还加上"巨形陨石"这样的形容，这个"巨形陨石"所形成的"星窟"究竟有多大多深，只好任人们去想象了。更大胆、放肆的是清康熙《归化县志》，它的文字组装术更加高明，在"人物列传""杨时"中，煞费了苦心，这样写："宋杨时，字中立，邑东二十里龙湖人，五世祖自宏农避地居之。晋义熙年有星坠地，长亘弥天，占者谓五百年后当生大贤，因名之为德星坊，先生应期生焉……。"这段手法高明的文字，前面一段干脆连"南迁三湖"这个美丽的故事都甩掉了，直说五世祖就避地居龙湖了。这样，龙湖的始祖又由"第三公"提前二代到"五世祖"了？伪说者们！你们自己看清楚来，这样的写法有没有问题？第二段紧接其后的文字是赤裸裸地从别人那里剽窃来，稍加改动后，强行焊接上去的，把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落星之处回避掉了，"晋义熙年有星坠地"坠在哪里！！？当然不能说坠在县北，也不说坠在龙湖，也不说坠在叶厝坑，死活不说！叶厝坑的星窟没有年份，又是当年清流县的地盘，说了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省掉为好。反正杨时是我的。星，我也有，管他坠在什么地方都行。"德星坊"是"因名之"来的，管他何时何人"名之"的。读了这一段文字，领略了这种笔法，使我想起了《水浒》中的泼皮牛二，身无分文怕什么，胡捣蛮缠也要把你杨志的宝刀赖过来。
现在，再回头对照一下省志和明溪旧志关于德星坊的记载。《八闽通志》中归化县的相关条目没有星窟、德星坊的记载，受到伪说侵染的《闽书》、《福建通志》也把落星穴、德星坊归入将乐县条目，就连龙湖《杨氏房谱》中"宏农郡杨氏世系传记"中也只好照搬将乐老祖宗的记载："先是晋安义熙间，有长庚星落县北。占者谓五百年后当产大贤，公应兆而生"请注意！说了落星处在县北！ 明正德《归化县志》没有德星坊的记载。民国《明溪县志》也对德星坊加注"旧志为龟山坊"。清康熙三十七年的《归化县志》在"坊表目"中，也是说"龟山坊"。在"人物列传""杨时"中，才"因名之为德星坊"，经过康熙《归化县志》的努力，后人的补充，一个又偷又藏的移花接木"德星坊"重点工程又完成了。
现代伪说者对德星坊极其重视，这是他们赖以支撑伪说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还要不惜篇幅，对这个问题深入辨析。可以说，古今伪说者的"德星坊"工程是不完美的。牌匾可以伪造，名字可以随便起，但是，最致命的是"落星穴"--陨石坑这个物证没有办法伪造。不管是不是剽窃来的，康熙归化县志、杨氏房谱都写了落星与德星坊的因缘关系。但又没有直接写落星在叶厝坑，杨氏房谱还竟敢写落在县北。这是令现代伪说者头痛的事情，于是干脆把旧志和房谱一脚踢开，不要什么"落星"了，1997年的新《明溪县志》"名胜"节直接就写："德星坊……宋嘉定十年（1209年）建"（十年为二年之误），《大事记》中则把嘉定二年修杨时旧宅和建"德星坊"牌坊连成一体。建"德星坊"的时间，越过康熙县志和正德县志，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样就完美了吗？不！前面已经分析过，嘉定二年在龙湖修杨时旧宅纯系子虚乌有，又有何人来建"德星坊"呢？寻根究底就是嘉定二年的事，有什么典籍为据呢？嘉定二年叶适的专记《修复龟山先生旧宅记》有一个字提到龙湖吗？提到建什么"德星坊"吗？
落星穴在那里，德星坊的真伪，"货比三家"一下，多对照一下前期的志书、名人题咏就很清楚。伪说者除了自己说的以外，还能拿出什么资料来比呢？
林华东奢谈什么"德星坊'与"遵道坊"的区别，杨时故里不等于杨时长子杨迪故里云云（55），这是"少掌握资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的欺人之谈！德星坊原来就在县北，是邑人根据落星命名的，这是弘治《将乐县志》"按宋志"记载的！杨时去世后，因墓在溪南，才把德星坊迁到将乐水南，明成化年间副使何乔新又在杨时墓道前建了"龟山神道坊"。林华东说："迪卒时杨时52岁，府县为杨迪追谥村名，并竖遵道坊。" （56）这又是不懂装懂，结果是大错特错。遵道坊是为杨时本人元丰四年（1081）在河南颖昌拜程明道先生为师，载道南归而建，就是遵循道学之意。当时杨时夫人已身怀杨迪，第二年二月杨迪出生即取遵道为字。根本就不是杨迪卒时才建的遵道坊！杨迪死于杨时之前，才23岁。虽也入程门，但毕竟命短，学术成就不是太大，官位也不高，再说杨时本人还在，他没有条件立碑坊。要说"德星坊"和"遵道坊"的区别就是这样！两个坊都在将乐县北龙池团。杨时故里和杨迪故里都在这里，没有区别！德星坊迁到水南以后，杨时旧宅所在地当然不叫"德星坊"而叫"遵道坊"了。龙湖那个所谓"德星坊"是后来人搞的假货，是没有"星"的"德星坊"！时间最早不超过明正德年间，否则正德《归化县志》何以不记这样的大事？
关于落星穴、德星坊的结论，伪说者的志、谱如果能够推倒更早几百年的《八闽通志》、弘治《将乐县志》、嘉靖《延平府志》、将乐《弘农杨氏族谱》以及《闽书》、《福建通志》等典籍众口一辞的将乐县北落星穴、德星坊是杨时诞生天兆的记载，敝人的态度如前，可以俯首称臣！如果伪说者的志谱推不倒先期的志谱，该怎么说？请方家、读者明鉴！
（三）民间族谱的错假混乱与官方志书和社会生活的对照
1．对民间族谱的看法。
在过去信息传递不方便的年代，民间族谱成为传播伪说的重要渠道。伪说者企图用龙湖附近几个村庄以及宁化延祥、江西宁都的几个族谱来证明伪说的正确，这是不可能的！
修族谱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民间族谱中承载着大量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其中的含金量差异非常之大。修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连杨时都说："我家自开基以来，世远年湮，谱碟无不缺略，分支派远，真伪难以稽查" （57），何况一般平民？在当时没有信息产业、文化知识不普及、交通不方便、经济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村庄、一个支派，能修好本代上五代、下三代的族谱就算很了不起了。至于几个村庄，甚至跨县、府共同的远祖部分则全是辗转传抄而来，一个模子铸的。明清时代一个村的修谱能力有可能独立考证到宋代杨时去吗？就是现在的公民又有多少人能独立讲清楚自己 200年前的老祖宗的世系源流、生卒墓葬、居家迁徙的情况？修谱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隐丑扬美的，需要拉大旗做虎皮的都有。还由于文化水平的原因，时序颠倒、病句错字、东拉西扯，查不到的就大概推测，破绽百出、阴差阳错的情况也相当普遍，有的族谱简直就不能卒读。笔者在省图书馆也看到一本署名杨华标修的建瓯新村杨姓族谱，写杨时的上祖是从浦城迁建瓯，杨时祖父叫杨齐，廖家入赘生杨宗茂，杨宗茂迁将乐光明坊生杨时，简直就是乱拉电线乱接头，这样族谱居然也被伪说者拿来抄正贴在龙湖的"杨时故里展览室"里，不知什么用意。真是可笑至极！请问，杨齐--杨宗茂--杨时；杨明--杨埴--杨时，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杨时上代是建瓯迁将乐的？伪说者们的工作胡涂到这种盲目的地步，真使人不能想象这是县一级专业文史工作者的干活。
林华东把宁化延样、江西宁都的二本清代后期的族谱也捡起来用。其价值最多只能说明这两地的杨姓是从龙湖迁去的，并记载了往后的分支情况，仅此而已。而对宋、元以上远祖部分的记载，我不客气一点--那是多余的文字垃圾，抄来的，鹦鹉学舌学来的。杨时，他们懂多少？奢谈什么"故里"，什么"发祥地"，好象每一个姓杨的人都是杨时专家？他们抄来的东西，过几十年后代分支再修族谱时又提供别人传抄就是。这也叫什么"谱碟史料的广泛性" （58）？这种以讹传讹的东西，数量再多又说明什么问题？
2.对龙湖《杨氏房谱》的分析。
龙湖及其附近几个村庄的《杨氏房谱》都是明、清时期修的，其宋元以上远祖部分根本就不是宋代人亲身经历感知、编修的，是从将乐的老谱传抄来的，所以谱中还有些原装的东西，也塞进了一些假货，龙湖《杨氏房谱》就是这么一个东拼西凑，矛盾百出的大杂烩。在《房谱》世系中，也有"时公，世居将乐县北，近龟山，因以为号"的记载，还有县北落星穴的记载。吕本中写了"世居将乐县北龟山下"的《行状》、何升的奏状、胡安国的墓志铭也编进去了。杨时上代世系，墓葬的记载也与将乐的《弘农杨氏族谱》大体相同，这部分抄来的东西是对伪说很不利的。另一些内容，则是新创作的。有杨均政那个讲故事的《家谱序》，有龙湖的"祖屋图"，图中标有龙池街。有"公生于南剑西镛州之龙池团"，后面的括号加注（即今县东二十里龙湖村），这是伪说非常需要的。
这个《房谱》自相矛盾的材料这么多，看得出来，《房谱》不是一人所修。龙池街的标注和括号内的加注是一个比原来抄老谱更聪明的人加上去的。老谱上写了龙池团这是改不了的，只好来个"贴身逼抢"，我这里也叫龙池团！不要任何依据便可以"即"什么。现代伪说者又把它加工成"龙湖古称龙池团" （59）这是伪说系统工程又一个非常重要的突袭工程。这个工程的实施，把抄来的吕本中的"行状"，世系、落星、墓葬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通通扫到一边去，摆一摆点缀花样而已。杨时的户口就可以搬到几百年以后的《杨氏房谱》上来了，搬到龙湖的"龙池团"来了。
众所周知，地名是行政管理和社会生活实际使用的共同产物。它的存在要在行政管理和实际使用中体现出来。而不是由一个民间修族谱的人说"即"什么就什么，现代人说一个 "古称"就称什么。明溪的几部旧县志就没有一处讲过龙湖＝龙池团，讲到杨时故里时都只说龙湖，从来没说龙湖什么时候称"龙池团"，这不是疏漏。龙湖在明成化6年以前归将乐管辖，它以前叫什么，将乐县志最有发言权，将乐弘治县志、清乾隆县志、地图都记载宋代龙池团在县北，元明清叫都。龙池的地名源于就近的龙池溪。龙湖从来就不存在团、都建制，哪来的龙池加团？到明成化年间龙湖划给归化县时也还只是兴善里下面的一个村叫龙湖铺。龙湖＝龙池团的行政依据等于零。
龙湖＝龙池团的实际使用依据呢？也是零。关键的宋代，杨时出生的前后，龙湖就是龙湖，没有人把龙湖叫"龙池团"。《八闽通志》对归化县"四贤堂"的注释中说："……宋儒杨时族居龙湖市，与其友罗从彦游从，往来于此。"可见，从行政上、实际生活上古称"龙池团"都套不上宋代。否则，南迁三湖，神灵的指示就应改为"子可遇二湖一池（或二湖一团）则止"了。杨均政的故事也应改为"始迁蛟湖，次迁池湖，终迁龙池团"了。
《杨氏房谱》上有一张祖屋图，图上标有一条"龙池街"，谁都知道，街名不等于地名。上海有延安路，不等于上海曾经叫延安。国内许多城市都有中山路，不等于孙中山就出生在这个城市。图上的龙池街只能说是有一种纪念意义的命名，他们知道龙池是老祖宗的县北发祥地。修谱的人把街名放大成整个龙湖的地名，加上一个"即"来搪塞，敷衍得过去吗？不行，这是孤证！没有行政依据，没有使用依据，没有得到过社会的认可，只是一个修谱人自己创造，自己知道。现代伪说者对史料的放大术、扩展术比前辈更精湛。一张祖屋图可以放大成一个行政村的"龙池团图"（60）。一个"即"字可以变成"古称"，可以用来横扫五千年，解释"古称"到哪一年都行。真正哪一个年代龙湖"古称"过龙池团，他们自己心中也有数，天晓得！
《杨氏房谱》中最愚蠢的一招是在"始祖世系图"中杨时的名下，把"龙池杉田里"改成"龙湖杉田里"。世系图中，杨时上代杨荣、杨胜达、杨明等都是居"龙池杉田里"，这是从将乐的老谱抄来，难以全部改动的。光在杨时名下改为"龙湖杉田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是：龙湖哪来的"杉田"？再去 "即"一个地方行吗？《杨氏房谱》"祖居各属地名源流"上写： "西镛、镛州、三华者，将乐县古号也。黄坑、大里、杉田、万安、扶竹俱三华所属乡名"。杉田既是三华所属，何以跑到龙湖去？"龙湖杉田"这个不伦不类的地名究竟在哪里，伪说者能解释清楚吗？
伪说者当成宝贝的《杨氏房谱》就是这样一个东抄西改，东拼西凑，谬误百出，笑话百出的东西！
3．【专题讨论】对《揭（杨？）氏族谱》"祠庙记"的分析。
林华东在《立论》中还推出了一则民间史料：嘉靖《揭（杨？）氏族谱》"祠庙记"："龙湖东岳宫，宋熙宁问檀樾杨荣（子江）公建。"不管推出这则史料的意图何在，看来这则史料是原装的，没加工过，因此，我不说打假了，就说讨论吧！
如果不加分析地按字面上解释，那就是杨荣以施主的身份出现，在龙湖建了东岳宫。杨荣真的成了龙湖的始祖了？这不仅和正、伪双方掌握的材料都有极大的出入，而且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杨荣是南唐年间的西镛州司户，就算他25岁在将乐当官，南唐最后一个年份是975年，宋熙宁的最早一个极限算法了，实际还不止这个数字。杨荣活到宋熙宁的第一年就得118岁。赞助建龙湖东岳宫的绝不是杨荣本人！
我不完全排除族谱的记载，总是"事出有因"吧！我的分析就是：杨荣的后代，或杨时的后代，以老祖宗的名义出钱建的东岳宫！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一种对祖宗的崇拜。就象我们做了事情，都习惯地要归功于ABC的正确领导，甲乙丙的亲切关怀一样。ABC、甲乙丙不一定都在事情的现场。后代把入闽始祖杨荣以施主（即檀樾）的身份进人东岳宫，有奉为救世主的意思，让他像偶像一般，天天和佛在一起，继续行善、造福，在东岳宫保佑杨姓后代。这与佛教的宗旨也是符合的。这个行动和龙湖杨氏后代在杨时死后建祠建庙，树牌坊是一样的道理。尽管杨荣、杨时都没有在龙湖生活过，但杨氏后代可以这样做。祖宗不管在那里都可以敬。只能这样解释，如果硬要解释成杨荣本人在龙湖建东岳宫就是假的了。
（四）现代伪说者走进做学问的误区
1．学风问题。
一是轻率浮躁，读书不认真，一知半解，不求甚解。在《归鸿阁记》、《求仁斋记》中出的差错最能说明问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都搞错了，还振振有词地质问人家，而且一点退路都不留，出洋相，闹笑话。不占有详细的材料，特别是不重视对方的材料就草率地作出"遵道坊"的解释，自作聪明，又出差池。对基本素材的判断、理解都歪掉了，还能演绎出正确的结论吗？二是不愿意区别史料的真伪。这是伪说者工作中的一大弊病。对历史资料要搞清"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别人加进去的。""资料对了，就有进一步审查的基础，资料如果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你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结论。" （61）此金石之言切中要害。假大空的东西自古至今都有，伪说者就是视而不见。他们被600多年前杨均政那个玄乎其玄的故事，被旧县志中的错误，被族谱中的一团乱麻牢牢地套住，不能超越，不能自拔。试想：一个研究水稻历史的人如果死抱住1958年报纸登的水稻产量不放，他会得出什么结论来？三是戴着有色眼镜选择史料，按主观意念随意剪裁、组装史料。对"嘉定二年修杨时旧宅"这条史料的连贯文字（原文见前第10点），林华东真是用活了。用来解释"遵道坊"与 "德星坊"的区别时，他承认"将乐杨时宅，在县北遵道坊"，杨时死后"宅废为民业"，"后代相继修葺'。用来解释嘉定二年修葺杨时旧宅时，他又不承认杨时旧宅在将乐县北遵道坊，说是 "在龙湖"。对清代蒋垣的《八闽理学源流》，对《闽书》、《福建通志》这些真伪同录的载体，只挑选自己需要的材料用。对他们很喜欢的《杨氏房谱》也是这样，顺意的东西拿来大加发挥，不顺意的东西管你是出自谁之手，一概靠边。对旧县志的态度是重后不重前，越后越真实，后面的说了算。对省志的态度也是这样，最早的《八闽通志》他们根本不敢触及。《闽书》、《福建通志》真伪同录，他们只用伪录，还想以伪压真，甚至压倒《八闽通志》。按照他们的观点，似乎孔老二的故里要由现代人，而不是春秋人说了算。对杨时自己的"故丘"、"故里"之说则不予理睬，你说你的去！反正你死了800多年不会再说话了，现在我说了算。新《明溪县志》的立场更坚定，连杨时幼年含云寺读书，晚年归休在将乐，最后死在将乐这些铁定的事实都一概不承认。《人物传》杨时中开头写杨时出生于龙湖，这是当仁不让的罗！写到杨时76岁"他以年老多病告老还乡"这个"乡"在哪里呢？在这个"乡"里又还做了什么事？就是不写。死在这个"乡"里，也不写。这个"乡"和前面的出生地龙湖相衔接，不也可以理解成"告老还龙湖"吗？这样的"混"术，在伪说中比比皆是，和康熙《归化县志》隐去落星处是一样的笔法。总之，除非写不可的"葬于将乐水南"、赐"将乐伯"之外，"将乐"这个字眼要尽量挤掉为好。还有一篇被称为杨时研究"重大成果"的文章，干脆连规范都不讲，把"西镛州"都省略掉，只说："杨时生于南剑州兴善里龙池团"，"将乐伯"的谥号也删掉了（62）。伪说者变形的心态跃然纸上。连这样无可争议的东西都要在文字上做手脚，也够累的了。这样做，又有什么"存史"、"教化"的意义呢？
这些就是我们领略到的伪说者研究历史、著书作文的技巧。
2．感情、体制造成的偏颇。
这一点、我理解伪说者的难处。专业文史工作者在各自的行政区域里工作，吃皇粮，拿职位，基本上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涵盖，形成了一种只对自己的区域负责，对上级负责，而不怎么对历史负责的倾向。感情上的因素造成了实事求是大打折扣。搞了几十年文史工作搞出假产品来，还误导了别人，于提供皇粮的纳税人不好交代，于方方面面不好交代，这确实是很尴尬的局面，只好死撑硬顶，坚持下去，往后是别人的事了，自己的面子要紧。所以伪说者很喜欢发文著书，扩大影响，出点成果，争点面子。这与其说是研究杨时，不如说让杨时为我服务。更深层次的东西就难说了。
（五）结 论
通过对伪说的全面分析，简要归纳，可以清楚看到：总根子杨均政南迁三湖故事的人物是移花接木，假的！其后，便对别人的东西进行了一系列的模仿、剽窃、拿来。
--杨时在含云寺读书吗？相传杨时在我这儿凤凰岩读书呢？
--你有落星穴、德星坊不是？我也可以搞一个缺星的德星坊，跟你的一样！
--你那儿叫龙池团？我这里古称"龙池团"哩！你的就是我的！
--你那儿有杨时故宅？我这里也有，郡守还来龙湖修过杨时旧宅呢！
当然，也有很多东西是伪说者无可奈何，无法剽窃的，象杨时自己的"故丘"之说，吕本中的行状……
这些技法表演的结果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见于典籍的同一类型的材料，伪说的时间总是在后面，慢了很多。《闽书》、《福建通志》由于时间稍晚，伪说有条件侵入，形成真伪同录。上溯到稍早一点的《八闽通志》，真伪之分就非常清楚了。而象"古称龙池团"这样的伪说则是"史无对证"，"志无对证"的孤家寡说。总之，伴随着这样的技巧，这样的文品，所产生的伪说，给后人留下的只是真实的谎言，美丽的丑文！三明市方志委对伪说宋代杨时出生地提出质疑（63），这是理所当然、认真负责的正确之举。
伪说，可以休矣！
四、不算多余的无题尾声
（一）
杨时故里早已有历史定论。伪说的出现，真伪之争，从杨均政算起，断断续续600多年了，本世纪80年代至今又热闹起来，可以说是三明市最大的一桩文史公案。古人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企图利用杨时的崇隆地位优化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搞了些假动作，也已经过时了，本无需多加指责。现代人继承伪说，投入新的争论是为什么呢？我以为现在是现代社会，今非昔比了，作为一个概念，杨时故里的作用与价值总是有限的，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孔老二的故里也得靠上班干活吃饭。而争论中所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的东西倒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方法研究历史。现在的文史工作没有评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商品市场中的一些行为被移植到文史制作中来。到处是"故里"，到处是"发祥地"。联想起--蒋介石河南郑三发子说，曾经沸扬一时（64）。因为他是蒋介石就连籍贯姓名一起改，这总不是唯物主义者的做法。前几年有几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把屈原说成与郑袖通奸，奸情败露投汨罗江自杀（65）。这么说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划龙船、吃粽子纪念屈原全成傻冒了？当时楚国人传下来的信息、典籍、教科书全乱套了？划龙船、吃粽子是不是该取消了？中国人民吃够了说假话，搞假文章、假数字的苦头，对商品市场的假货深恶痛绝，对精神领域的假货也不能容忍。我们不能再留下亩产十几万斤水稻之类的假信息、假材料去让后人考证了。我们不能再用虚假的数字来编织成绩的花环，愚弄别人了。发现假的，就要赶快纠正。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世世代代，不分地域、民族、社会地位，每一个公民都渴望真实的故事。
历史，不可以玩弄！不管出于什么动因，玩弄历史，涂改历史，将被历史嘲笑，不在今天，也在明天，总有一天，言之必预！
（二）
"龙湖杨时故里"我定为"伪说"，是属于历史研讨中的观点、说法，是虚的，学术范畴内的东西。而如今的明溪龙湖村、龙湖人民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否定伪说，丝毫没有贬损今天的龙湖村、龙湖人民的意思。我前面就充分肯定了杨氏家族南迁三湖的行动，只是对其中的具体人物有异议。后来的杨氏后裔、龙湖人民继续奋勇拼搏，排除万难，创建了崭新的龙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龙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更是值得称道的！笔者1988年曾随三明市文联组织的文学笔会去龙湖参观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的龟山确实很美，天然古树在重岩叠石中崛强生长，蔚成壮观，而且保护得很好，农民自觉地不去那儿砍柴。听说还是当地村民集资修路建亭，建成了龟山公园，实属难能可贵。接触了几位干部群众（名字忘了），觉得他们很纯朴，很实在。对于"故里"问题，他们也只简单地说："听上代人有这样讲过"。他们说龙湖的杨姓已经很少，主村只有7、8户，有的还是新近从外地迁来。总之，龙湖村很有潜力，很有希望。龙湖人完全可以以"杨时传人"自居，完全有权利分享杨时的所有文化遗产，弘扬理学之光。有些文物与史实有出入没关系，应该同古建筑、以及周围景观一起很好地保护，和龟山、玉虚洞连成一片，搞旅游开发。至于叫不叫"故里"，我以为还是不叫为好，哲人说过，真理往前跨越一步就成了荒谬。可以叫"杨时传人村"或别的更好的名字。向宾客游人正确解释历史，只会加强龙湖真实美的形象。从长远看，个别文史工作者把"故里"强加给龙湖的做法只会起负作用，帮倒忙。
借此机会，由衷地祝愿龙湖村欣欣向荣，百业兴旺，龙湖人民大功有成，万事如意。
（三）
将乐，是杨时的故乡，是有1700多年建县历史的文明古县。将乐人民十分珍惜前人的精神财富。杨时程门立雪、尊师重学的高风，李寄不畏险恶、斩蛇除害的壮举一直被将乐人民引为楷模。今天，将乐人民高举更先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开创更新更美的历史。将乐的文史工作者责无旁贷地、一如继往地正确对待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会尽职尽责，前赴后继，象前辈李熙那样，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以严肃认真的工作，"使天下万世知杨时为将乐人"。他们也会使天下万世知道将乐人民在建设现代化征途上的失败与成功、挫折与顺利、忧愁与欢乐。他们会忠实地书写多姿多彩、宏伟壮观的新的千年世纪将乐画卷，留给后代一个真实的、永恒的、辉煌的故事。
